“七五”期间，承担大中专教材出版任务的部委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已发展到１００多家，形成了按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分工协作的教材出版体系，每年安排出版的教材（包括重印）达一万多种。绝大多数出版社建立了由主管社长负责的领导机构，对教材的编审、出版、发行建立了严密的管理制度。绝大多数出版社准期出书率及均衡进栈的比例逐年提高。
　　“七五”期间，不少出版社出版周期缩短，出书质量明显提高。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筑工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等尤为突出，为大中专教材的出版做出了贡献。
　　２．认真贯彻“低价微利、亏损补贴”的出版方针，教材出版事业获得较大发展。
　　１９８６年，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国家教委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了对大中专教材的出版实行“低价微利、亏损补贴”的出版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实行的出版专业分工制度和我国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仍较低的实际情况。由于我国高等学校有相当一部分专业招生人数较少，因此其专业课教材发行面窄、印数很少，出版社非经营性亏损严重。为了保证教材按时优质得到出版，国家对亏损的教材实行政策性补贴，可以缓解教材出版的实际困难，这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必要措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教材出版亏损补贴政策，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实施，使一大部分过去由于经济原因而无法出版的选修课、研究生课、专业课教材得到了出版。“七五”期间，共补贴专业课教材一万多种，使我国的教材出版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教材的结构更趋合理。同时，由于对教材的价格进行了限制，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对高等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３．统一征订的教材课前到书率得到了提高。
　　１９６１年，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供应学生的教材必须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１９８２年，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出版工作时，又进一步指示：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任何时候都要放在第一位。“七五”期间，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广大干部职工认真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努力做好征订、备货及调剂工作，及时、足量地向学校供应预订的教材，１９８８年以来，统一征订的教材，准期交书及准发书率均为９９％以上。基本上实现了课前到书，保证了高等学校的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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