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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机关制作的“土政策”和行政干预企业改制逃债，致“债务悬空”而难以执行。
2．部门保护主义。由于国家分权当中难免存在着混合情形，便存在着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执行部门施行执行权常遇到公安、房地产管理、海关、税务等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权力的对抗。部门壁垒，执行倍难。
3．人治理念深厚。少数地方党政领导者基于官本位的理念，无视法律而滥用权力，动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乱批条子干扰执行。其中少数是基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需要，但更多的是基于人情，基于中间人的金钱驱动。这种干预常使执行力变得苍白无力。
4．法制观念淡薄。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第三人及其他案外人，基于对法律的无知、失尊或者亵渎，便常以逃避执行、藏匿、转移、毁损财产等方式，或者以暴力抗拒等方式对抗执行，以致执行人员出师无名，甚至常遭伤、残、亡等严重恶果。
5．政策调整中的限制。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最高法院多次发出政策调整性规定，成批地宣布对同类企业中部分企业中止审理、中止执行，致相对债权人要通过执行程序实现债权，在时间和空间中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至今这种趋势还在加剧，问题难以解决，积重难返，为执行之难中之难。
6．执行依据错误。据以执行的各类生效法律文书，其实体上的处理错误是普遍存在的，强制执行之，必然激化矛盾；而现代理念中又出现了“为了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错判的案件一般不予改判”的主张，更使执行工作常处于无奈之中。肖扬院长曾明确要求：“错误的判决不得交付执行”。但却无以为计，因为没有有效的程序作保证。这常使执行干部在执行错误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发生暴力事件，付出了沉痛乃至生命的代价。
7．执行立法滞后，无法可依的情形突出。最高法院组织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历时三年多，四改其稿，最近的送审稿列法条235条，正等待时机报审。现在立法依然困难重重。此法出台前，在执行程序中，诸多环节无法可依，其结果是：对内致执行乱；对外致执行难；而执行乱又在加剧执行难。因而，执行立法滞后的状况必须尽快改变。最高法院正为此作全面的努力。
8．执行队伍素质不高。由于对执行工作专业化认识不足，先期调配的执行干部素质较低；后期虽引起重视，但因审判战线人少、任务重、全线人力吃紧的状况，难以作出大的调整，致执行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加之执行理念中的失误，如前几年曾搞的“大会战”之类的粗放式的执行，以整体力量推进执行，掩盖了个人素质的缺欠，同时也助长了相当一部分干部不学无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心理。执行中出现的野蛮执行、消极执行、激化矛盾等情形，多为素质较差的干部的执行行为所导致的。
显然，前六个执行难的原因必须由党和国家来解决，法院无力自行解决，我们常在无奈中面对。我们希望在地方上能有所突破，创造出解决前六个原因方面问题的经验，广东高院依靠省委解决这些问题，已有了可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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