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意更多的是保护罪犯的权利，而非葬送
针对法意主义者认为“民意会葬送罪犯的权利”这一咄咄逼人的追问，民意主义者举出了几个典型案例，如我们可能有些陌生的新疆蒋爱珍案，民众来信15000多件对蒋爱珍表示同情；浙江徐建平杀妻案，近200人投书法院，为被告人徐建平求情；大学生周一超杀人案，83. 4 %的民众认为，应对周一超判处死缓，以观后效；客车司机李文兵杀人案，约2000人签名请求法院“刀下留人”。再如我们熟悉的孙大午案、许霆案，其同情者无不在为他们奔走呼号，这些无不都是民意呼吁保护罪犯的情形，于是他们质问法意主义者，为何看到寥寥的几个案例就污蔑民意会葬送罪犯的权利呢？
4、民意呈现多数群体时，仍然可以作为审判的依据
针对法意主义者对“普适性”问题的质疑，民意主义者回应说虽然很多案件民意无法取得完全的统一，但是大多属典型的案件还是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共同倾向的，如有学者提出的90%以上人民满意为标准[16]，这一共同倾向仍然可以作为审判时的依据。而且，民意主义者锋芒一转，也批判法意主义者说，法律也有漏洞和空白，而法院在对待这一问题时也仅仅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判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也是一种多数人的的倾向。显然，民意主义者的回答是苍白的，而且用了掩人耳目的方法，法意主义者的对民意不具有普适性的批判显然触及了民意主义者的“硬伤”。
（三）对民意法意论战的评价
从民意主义与法意主义之间的论战来看，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是，在普适性问题上民意主义者显然处以劣势。尽管有学者提出了90%以上的民众的同意为标准，但是，90%以上的民众的范围是什么？是全国、全省、全市还是全县？即使范围可以确定，我们又通过什么方式获悉这种同意呢？是现实中做问卷调查，还是通过电话或网上投票？我们发现，无论何种方法，其高昂实施成本都会使掌控有限资源的司法机关望而却步！因此，普适性是使我们否定民意——而以法意——作为审判的终极依据，同时这也是法治提出的根本原因。法意由于其提供的客观性、确定性标准而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安全的预期，而法官如果根据喜而轻、怒而重的民意判案，那么民众将会生活在诚惶诚恐的社会之中。
三、倡导审慎的对待民意
（一）法官缘何仍要考量民意
法意主义者质疑说，既然上文已经选择了法意，为何还要考量民意？我们认为，民意与法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不能用狭隘的二元论来对待民意与法意，民意固然有着天然的缺陷，但民意的优势也是可圈可点的。我国古语有“兼听则明”，这被认为是法律家的思维特征之一。[17]于是我们提出一种“听民意，而非顺民意”的审慎模式，我们的理由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