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法学思潮，在这里无法一一例举。我们也要看到，新的法学思潮和法学思维范式会不断生长出来，且永无尽期。
四、 理论法学诸学科的分类不言而喻，对于范围宽阔、内容浩繁的理论法学如何进行学科分类，学界历来见仁见智。法学本身是个开放的知识领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它在自己的边缘处渐渐生发形成一大群其他学科。但对于作为其结构之要素的主要学科，大抵已形成共识，并没有更多的歧见。这里，可以简要地把它们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 纯粹法理学如上文提到的，在法理学形成之初（从奥斯丁到凯尔森），它就已被赋予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是后人将其弄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的。兴许事先预测到这种状况，凯尔森才刻意倡导一种“纯粹法理学”。事实上，凯尔森的理论在两种意义上才是“纯粹”的：一是它被称为脱离了任何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法律体系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法律规范”的分析不受正义法是什么的任何概念的影响；二是守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发展的政治、经济或历史影响等因素的研究，处于纯粹法学的范围之外。从本来意义上说，法理学就是纯粹以规范或法律本身为对象，而不与以别的内容为对象的学科相混淆的学科，特别不能与交叉性学科相混淆。在各理论法学学科中，法理学是唯一保持此种性质的学科。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它叫做“法教义学”。康德认为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认为，法哲学并非法学，更非法律教义学。……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把法哲学和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当做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拒绝时，危险便显示出来。此外，如何区分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尚无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对在法哲学旁还存在着法律理论这一现象，只能作历史解释。他认为，法哲学更为关注内容，而法律理论对形式尤为看重[10]。这是十分有道理的。
（二）边缘性的理论法学学科除纯粹法理学以外，其余理论法学诸学科全是边缘性的，即法学与非法学之间相交叉的学科。 1960年以来，法律与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社会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标志着法学研究开始了全面的、革命性的转型。1987年，理查德?A.波斯纳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文章，正式宣布了《法律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式微》。此文经修改后收入了Richard A．Posner,The Problem of Jurisprudence,Harvand University Press.1990,ch.14.中译本名为《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虽然法学的这种学术转向是大势所趋，但却并非一帆风顺。在《法律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式微》一文发表。十年后，即1997年，波斯纳重申了他所倡导的科学主义、交叉学科的法学研究进路。波斯纳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传统法学范式的惯性与惰性，反映了学术变革的艰难[11]。
（1）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的交叉。它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理解法现象，因而抽象的形而上色彩浓厚。法哲学可进一步划分为理论法哲学（总论）和应用（部门）法哲学。两者虽存在性质上的共同点，但对象范围不一样，各自有其相对独立性。它们相互提携与促进，并不存在谁“指导”谁的关系。但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法哲学具有特定的含义，处于许多问题的交汇点上。这些问题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命题的逻辑属性（描述性的或规定性的）、审判独立于政治的可能性以及与有组织的力量（organized force）之间的区别。所有这些，与学界大而化之的“法理学”并不是一回事。
（2）法社会学是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当今世界，伴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普遍社会化步骤的加速，法社会学变成最热的学科之一，法理学与法哲学都有向其靠拢的趋势。与此同时，法社会学对更具社会学性的法律理论的兴趣也日益增加，如《无须法律的秩序》一书的作者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埃里克森就认为，依社会科学进路来研究法律的规范理论是一种取代了法律经济学（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研究范式的转换[12]。尽管波斯纳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把习惯、风俗、传统和社会规范纳入法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更强有力，对法律变革影响的预测更精确，这一点是人们不得不同意的。法社会学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与美国等地区拥有极大的优越地位。尽管“更新过的法社会学变成事实科学式地澄清法律条件之方法的中心，并且可以整合法律史与法比较的结论”[13]，但每个学科仍应坚持自己对象的特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