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若某有限责任企业因为管理不善而面临倒闭，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只要不属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情形的，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其目的是促进经济、交易的进行。在破产的情况下，如果破产的剩余资金不足以偿还工人工资时，如何操作恶意欠薪罪？用什么标准来把握主观恶意性？企业的经营时间是一个连续持久的过程，不像某些犯罪具有可操作性，企业的主观恶意性就变得异常复杂。假想一下若恶意欠薪罪能入刑，是不是“欠债罪”也能入刑，是不是应将“经营不善破产罪”也写入刑法？
当然，问题还远不止这些。上述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冒然增设“恶意欠薪罪”很可能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欠薪罪形同虚设；要么牺牲罪刑法定原则强硬认定有关行为人的罪过。笔者以为，上述两种情形都对刑事法治极为不利。因此，恶意欠薪真要入罪，需要对有关的认定难题进行论证。
（四）刑事政策的考虑
恶意欠薪入罪还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恶意欠薪入罪是否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薪资状况？由于劳动者的薪资涉及社会稳定和报酬公平的问题，因此恶意欠薪入罪论得到了来自国家、社会等相当多层面的支持。但是，从法益衡量的角度来说，恶意欠薪入罪的法益抑或基本考虑还是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相关的制度设计都要服从于这个根本的政策问题。
由于恶意欠薪的根本法益是劳动者的薪资利益，因此有关的考虑还得从薪资利益谈起。当然，我们也知道，欠薪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关键还在于前述法律规定很难得到真正的执行。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启动并完善现有保障薪资关系的行政法律规定，让惩罚性的薪资保护规定落到实处，不但劳动者能获得相当可观的补偿，而且欠薪还使相关的责任人得不偿失。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犯罪的制造，而且真正实现维护抑或促进劳动者利益的根本目的。
概而言之，由于域外存在恶意欠薪入罪的现实情形，从理论上说，刑法完全可以将域外的相关规定搬进我们的刑法典。但是，立法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增设一个罪名，绝不是刑法典是否有空插入一个条文的问题，立法的正当性和可行性都要得到切实的考虑。亦如前文所言，即使我们需要增设“恶意欠薪罪”，相当的可行性问题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论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恶意欠薪行为还不具备入罪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