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通知》并没有彻底解决《解释》引发的问题，反而给爆炸物犯罪的司法实践造成了无所适从的困惑。一方面，《通知》的法律效力决定其不能直接作为判决依据，而如果依据通知精神判决，又难以找到法律依据。根据199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已废止）和200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07年4月以前司法解释的法定形式是“解释”、“规定”和“批复”三种，2007年4月1日以后，司法解释的法定形式是 “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因此《通知》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文件形式下发的，性质不是司法解释，也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裁判文书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通知》第2条规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因为《通知》不能直接援引作为判决依据，因此就应当根据《通知》的精神，寻找法律依据作为判决理由，而该条规定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的条件，在刑法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定。因此，严格意义上《通知》的规定在司法实践环节无法进行相关的法律适用。当然，实践中遇到此类问题，审判通常还是要依据《通知》的规定，但判决书表述模糊，经不起推敲。
（二）《解释》表现的刑事司法理念及其检讨
首先，《解释》明显表现出犯罪控制模式的刑事司法理念。作为大案催生的产物，《解释》旨在严惩、预防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炸物犯罪，显示出较强的严厉性。一方面，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明确了爆炸物包括黑火药、烟火药，并在第9条用兜底条款的形式将所有其他未列举的爆炸物纳入到本《解释》的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主要从入罪和达到情节严重的角度予以规定，而对于从宽情节仅在第6条第2款中有所体现。前者可能扩大爆炸物犯罪的犯罪圈，如硝酸铵、氯酸钾是农用化肥，但可以用于制造炸药，而且工艺简单，在农村常被用来制作炸药以开山挖矿。根据2006年国防科工委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民用爆炸物物品名表》的规定，硝酸铵属于爆炸物的原材料，氯酸钾和利用氯酸钾制造的炸药都不在表内，司法实践往往根据《解释》第9条将氯酸钾也纳入爆炸物范围，按照爆炸物犯罪处罚。后者则造成对某些情节较轻的爆炸物犯罪处以较重的刑罚。《解释》很大程度受当时对爆炸物犯罪严打的刑事政策的影响，而严打本身就是犯罪控制模式刑事理念的政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