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罚金刑由监护人和其他亲属承担，违背罪责自负原则。有学者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未成年人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侵害时，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有赔偿损失的义务。而且列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一般应由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承担”的规定，来推定罚金也可以由其监护人交纳。[11]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罪责自负原则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 它是指“一人犯罪一人当”， 法律只能对犯罪者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刑罚，不能连累那些与犯罪仅有亲朋邻里关系而没有实施犯罪的人。适用罚金刑的目的实质是对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 而未成年的犯罪人如果没有劳动收人的，对其判处罚金刑，实际上是由其父母或其他亲属来承担。这样， 势必将法律制裁转移到无辜者身上，使有罪的人不追究， 使无罪的人承担罪责。[12]罚金也不同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赔偿经济损失，赔偿损失是指行为人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依法应当给予被害人的赔偿，是一种民事制裁的方法，赔偿的金钱直接交给被害人。而罚金是一种刑事处罚，是判决犯罪分子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属于财产刑。它只能适用于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如果责令监护人缴纳罚金，实际上是将对未成年犯判处的刑罚转移到监护人身上，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
【作者简介】
刘科（1974—），男，汉族，河南平舆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
【注释】1992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走私、运输、制造、贩卖毒品罪应当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且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属于
刑法第
14条第2款中规定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参见潘榕：《
刑法要加大控制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力度》，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第4期。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页。
在一项对未成年人贩毒罪犯的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未成年人家庭生活在社会底层，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在职业上属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差，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小部分是物质优厚的家庭，但只注重物质需求、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而忽视了精神需求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的占多数，还有些未成年人罪犯的父母本身就有不良行为，直接给孩子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导致这些未成年人经常出入社会不良场所，沾染上不良习性，从而走上贩毒的违法犯罪道路。参见张冬梅：《论我国未成年人贩毒犯罪案件》，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0期。
否定说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能适用无期徒刑；肯定说则认为可以适用，但在肯定说内部，有的学者认为将来应当取消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有的学者则认为将来仍应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参见王东阳、樊洪：《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2008年16期。
参见张波：《对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2日。
参见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
参见孙喜峰：《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5期。
陈忠林：《意大利
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参见马柳颖：《关于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思考》，载《湘潭大学学报》 2009年第2期。
参见张子辉：《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附加刑有关问题探讨》，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6期。
参见张子辉：《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附加刑有关问题探讨》，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