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区分发布或传播言论的范围。区分网络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还应注意到发布或传播这一言论的范围。假如仅在私人的范围内进行发布与讨论则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并且从客观上讲，私人间的言论也很难造成较大的影响。
五、网络诽谤的对象范围
网络诽谤的对象既可能是一般个人，也有可能是党政领导。本文在此处主要要讨论的是后者，因为这一犯罪对象可能涉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从而影响到罪与非罪范围的划定。
这方面的焦点问题是，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是否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可否适用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但书规定？目前刑法学界对此问题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意见认为，按照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诽谤罪以自诉为原则，进入公诉程序的案件是例外情形，因此刑法第246条第2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应当作严格理解，一般是指因诽谤行为引起了被害人精神失常甚至自杀身亡等后果，而不能告诉的情形；或者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严重损害国家形象或者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情形，因而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不能适用刑法第246条第2款但书规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某些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案件，由于诽谤行为严重损害当地党委、政府的形象，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影响了地方招商引资工作的进行，危害社会秩序或者经济发展。这种情形下可以由公诉权力介入。[9]近年发生的“彭水诗案”[10]、“志丹短信案”[11]等案件虽不属于网络诽谤犯罪，但也是借助了现代科技手段的非传统诽谤行为。下面将分别就普通诽谤与网络诽谤这两种情况下，涉及诽谤对象是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情况进行讨论：
（一）普通诽谤的对象为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情形
在普通诽谤的对象为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情形下，笔者认为不符合刑法第246条第2款但书之规定，即应为自诉案而非公诉案，主要理由是：
一方面，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适用法律的平等。国家利益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的利益，包括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发展等内容。如果要认定诽谤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通常诽谤的对象必须是特定人员，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使节等特定对象，这是由于这些特定主体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或者涉及国家间的关系。把地方党政领导人也归于此类，过分扩大了特定对象范围，使得地方党政领导人特殊化，与法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那么，诽谤地方党政领导人，是否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对地方党政领导人的诽谤无非是侵害了其人格权与名誉权，使民众对其产生质疑。而若要使社会动乱，则需要诽谤更多主体，甚至编造谎言攻击整个地方政府机构，并捏造证据、煽动群众，这样一来，则很可能构成更严重的其他刑事犯罪，而非诽谤罪的调整范围。总而言之，诽谤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很难达到刑法第246条第2款但书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