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约与建议委员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审查具有明显的优势：(1)为个人、群体以及政府机构的诉求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并且申请人并不局限于受害者。(2）即使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不参加任何国际人权公约，仍然可以对在其国内发生的违反国际人权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审查。(3)可以借助其他组织的帮助。如可以请求执行委员会指派有关成员国调查非物质遗产实践中违反人权的事实。同时，也必须看到，公约与建议委员会的保护机制还存在一些缺陷：(1)机构性质属于政府组织而非专家小组，不利于听取人权专家的意见。(2)程序保密，这不仅很难评估其行动的范围，而且还阻碍了其与相关国家以及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之间的对话。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外的保护机制各有特色，相互联系。从总体上讲，框架内的保护机制是在实践中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审查的主要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人权审查在国际层面上是一种“被动”的审查，它只审批缔约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申请，无权纠正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而且受理对象狭窄，只受理缔约国的申请。框架外的保护机制是一种“主动”的人权审查机制，有权要求缔约国纠正违反人权的事项；而且受理对象广泛，可以受理国家、群体、个人的申请与控诉。同时，框架内外机制相互联系，框架内的遗产委员会可以将有关违反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交予框架外的组织处理，但是，框架内的处理不是框架外组织处理的必经程序。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权保护已经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为：
（一）人权评判标准难以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权审查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其根本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审查的评判标准上存在普遍主义人权观与相对主义文化观之间的激烈争锋。
普遍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普遍的，它们属于任何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人权不分地域、历史、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社会发展阶段。人权之所以称为人权，意味着一切人，根据他们的本性，人人平等享有人权，平等地受到保护。普遍主义人权观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普遍主义人权观在许多国际法律文件中得到体现：《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14]。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则重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的其他国际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
相对主义文化观认为，人权作为与特定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关联的价值标准，它的存在和实现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群当中存在着不同的人权价值和行为准则。普遍人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原则上人权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文化观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同社会有着不可比较的不同的文化。一切文化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因为文化是不可比的，因此人权不是也不应当是普遍的。”{9}137相对主义文化观为许多非西方主流文化的发展中国家所主张。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权保护而言，是否尊重文化权利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这是两种不同观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审查标准上的根本分歧。普遍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它超越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差异而普遍适用。普遍主义人权观否认文化权利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存在。相对主义文化观认为，人权是相对的，它不可能被一种文化标准所限定，不可能存在超越当地政策、文化差异的统一人权。相对主义文化观承认和尊重文化权利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但是否认普遍人权的存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保护上普遍主义人权观与相对主义文化观之间争持不下，使得国际上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权审查标准无法明确。
（二）人权保护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1．未能形成确定合理的人权评判标准的机制
无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的保护机制，还是公约框架之外的保护机制，都未能有效解决普遍主义人权观与相对主义文化观之间的冲突，从而确定合理的人权审查标准。要解决普遍主义人权观与相对主义文化观之间的冲突，就必须形成国际人权审查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国家及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之间的对话和协商机制，而目前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