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应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黑案中，依据《种族灭绝罪公约》首次判定国家应否对种族灭绝罪有责，但未明示有关国际责任的刑事或者民事性质。这一判决的含糊其词，令国家刑事责任的赞同者和反对者都不甚满意。[17] 因而，关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既是本案的焦点和争点问题，也成为日后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世纪难题之一。
1.基于实然层面的分析。国际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尽管《惩治与防范种族灭绝罪公约》未明令禁止国家犯此罪，但公约第1条有禁止国家犯此罪的效果，因为该公约的既定目标，既要求国家防止与惩治这一国际罪行的义务，也暗含有禁止国家犯下此罪的义务。[18] 进而，国际法院基于《惩治与防范种族灭绝罪公约》第9条认为，如果个人或者团体违反了公约第3条的禁止性义务，那么，其法律上可归咎的国家应承担国际责任。[19] 最终，通过分析种族灭绝罪的行为要素和心理要素，国际法院做出了宣告性判决，即认定塞尔维亚没有犯下此罪或者相关罪行，但应对没有防止和惩罚此罪、以及未履行有关的临时措施，而承担国际责任。[20] 显然，这一判决仅涉及国家对国际罪行的责任承担问题，却尚未明示其国际责任的具体性质。但是，由于种族灭绝罪是国际刑法中的严重罪行，既严重违反了国际刑法上的义务，又导致特别严重的危害后果，国家的相应国际责任则含有一定的刑事性质。
2.基于应然层面的探讨。国家刑事责任的合理性首先源于，国家作为国际刑法的重要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对于其违背国际义务的罪行，理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国家和其他国际责任的主体一样，既具有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又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而且，从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治罪法草案”分析，国际刑法中的核心罪行均由国家或者国家政策驱使。[21] 因此，国家的国际人格地位以及与核心国际罪行的必然联系，是国家同样应该并且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其次，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组织责任或者团体责任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确立和界定国家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国家的国际犯罪行为，通常是由与国家有特定关系的个人、组织或者团体，以国家的名义或者国家代表的资格实施的，这种特殊关联，使这些主体的行为成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也使国家责任与其他主体责任之间有了必然联系。包括种族灭绝罪在内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均由国家实施或国家政策驱使，即“集体决策，以及由个人形成政策、执行政策，并在法律机关的掩盖下实施构成国际犯罪的行为”[22]。正是基于这种国家责任与其他主体责任的必然联系，国家理应对这些罪行负责并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确立国家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这对于有力打击国际犯罪行为，实现国际刑事正义，以及保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有重要意义。同时，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界定问题，应坚持犯罪主体与责任主体相一致的原则，国家与其他主体各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里，决策者或主要执行者的国际罪行是确立和界定国家刑事责任的前提，即使在未确认这些主体的责任之前，也可依法认定国家的刑事责任。但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国家刑事责任，可以成为确定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刑事责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