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益侵害说与“存在论”之间，规范违反说与“规范论”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
首先，德国学者罗克辛主张的是法益侵害说，但是其方法论却是新康德主义的“规范论”。罗克辛在方法论上反对存在论的立场，采取新康德主义方法二元论的路线，认为刑法体系不能够根据“存在的既有事实”而建构，只能够从刑法的目的设定当中建构起来。他认为刑法体系是一个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只能够从另一个评价体系推导出来，而不能够求诸存在体系。[17]在这一方法论立场上，罗克辛与雅科布斯及周光权并不存在分歧。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借以推导出刑法这一评价体系的另一个评价体系—刑法背后的刑事政策。罗克辛认为，“刑法没有贯彻一种特定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这样的任务，刑法的任务应当是保护公民享有一种有保障的和平的共同生活，享有能够与这个目标相一致的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因此，刑法的任务就是法益保护。”[18]从法益保护的刑事政策出发，可以推出，不法就是通过实现一种不允许的风险来造成对法益的损害；并且，从法益保护思想出发还能够得出客观归责理论：只能将造成或实现了一种不允许风险的行为归责于行为人。总之，罗克辛从其法益保护的刑事政策出发推出了其法益侵害说。
可见，一方面，罗克辛主张新康德主义的规范论，另一方面又主张法益侵害说。并不像周光权教授所讲的法益侵害说“显然”以存在论为前提。
进一步来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基于他对法益概念的片面理解。实际上，根据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可以将法益概念分为先法性法益概念、宪法性法益概念、后法性法益概念三大类。后法性法益概念认为，法益是通过刑法建构的，是刑法规范已经保护的范畴，从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中可以发现法益概念；先法性法益概念强调，法益是一种先法范畴，立法者制定法律之前就有预先给定的法益存在，法律只能够发现它不能够创造它；宪法性法益概念将法益置于宪法之后，刑法之前，法益不是由刑法来建构的，它应当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讨论。[19]显然，这种先法性法益概念是以存在论为前提的。周光权所讲的法益侵害说以存在论为前提的观点，对于先法性法益概念是正确的。但是，后法性法益概念完全由刑法建构的，它来源于刑法规范，是一种规范论（方法二元论）意义上的法益概念。罗克辛采取的是宪法性法益概念，这种法益概念是从宪法框架中推导出来的，也是一种规范论（方法二元论）意义上的概念。所以如果全面地理解法益概念的三种类型，就不会得出法益侵害说是以存在论（方法一元论）为前提的片面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