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也好，合法性也好，其目的都是为某种社会秩序提供合理的辩护。任何政治哲学都包含某种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想。社群主义的理想最高，它向往的社会不仅是团结的，而且是和谐的，这种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秩序，而且拥有共同的善。自由主义的理想则低一些，它不相信社会能够拥有共同的善，因此仅仅要求社会具有良好的秩序。哈贝马斯的共和主义理想位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他设想的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秩序，而且还是团结的，但是同自由主义一样，他拒绝了共同的善的观念。
哈贝马斯是从康德的政治哲学来论证合法性问题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具有事实性，也具有有效性。对于哈贝马斯，事实性与有效性构成了法律的内在张力，而对于康德，这种张力被看作是强制与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是强制性的，任何对法律的违反都会受到惩罚。法律的这种强制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辩护，因为法律强制施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但是，康德认为，这种强制性的法律同时就是自由的法律，即人们对法律的接受是非强制性的，对法律的遵守是自愿的。法律的强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对于国家意味着，法律只有是自由的，它的强制才是合理的；对于每个公民则意味着，不仅应该遵守法律，而且应该尊重法律。u一
就法律是强制的而言，人们是法律的接受者，从而必须服从外在规范的命令。就法律是自由的而言，人们又是法律的创建者，于是外在的命令变成了内在的自我约束，他律变成了自律。作为强制的法律建立在作为自由的法律上面，也就是说，合理的法律必须包括强制和自由两个方面。
哈贝马斯从康德的强制的法律，推出所谓法律的事实性，即法律必须得到遵守，从康德的自由的法律，推出法律的有效性，即法律必须得到尊重。这里应该指出，哈贝马斯的有效性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事实的有效性，另一个方面是规范的有效性。前者是指行为的合法，即凭借强制施行而保证对法律规范的遵守，后者是指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它导致人们对法律规范的自觉尊重。
哈贝马斯关心的问题不是行为的合法，而是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在合法性问题上，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康德道德思想和卢梭政治思想的融合。按照康德的思想，公民既是法律的接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建者，前者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合法，后者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合法性。按照卢梭的思想，法律体现了公民作为整体的“公意”，表达了所有人共同的自由意志，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程序。因此，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观念包含两个要点：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接受者和立法者，而作为接受者和立法者，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第二，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同意和共识则产生于民主的过程。同意和共识表现了社会的团结，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只有是团结的，才能在重大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意和共识。对于哈贝马斯，团结不仅是当今社会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也是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的矫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