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注政治文化的学者们特别看重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能否稳定，民主政治能否有序运转，与采取总统制或者议会制并无密切联系，其中最根本的变量在于政治文化。他们认为，不同的文明群体和历史文化传统在价值观与行为上对民主巩固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有支持民主的文化，有反对民主的文化，也有比较中庸的文化。Seymour Martin Lipset 就说：“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历史记录，就会得出我早在1960 年《政治人》中提出的结论：持久的民主政治大多存在于比较富裕和倾向于新教文化的国家。”my非新教文化往往难以产生稳定的民主政治。
许多学者认为，天主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宜民主政治的生长。天主教文化崇尚精神权威，而对民主缺少热情，他们对计算选票的民主方法并不热心，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就是例证之一。魁北克多元政党体制的建立比其它新教地区晚了接近100 年。而且，魁北克的这一变化也得益于天主教会自身定位、国民教育内容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此过程中，魁北克的政治体制并未发生任何变动。而伊斯兰宗教信仰不愿意做出世俗与宗教两个领域的区分，这使得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在伊斯兰世界难以出现。当然，结论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伊斯兰的信条与实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察，二战后的新生国家之中，建立起持续性民主政治的，绝大部分是前英国殖民地，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前比利时、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却没有这种情况，它们更多是一种崇尚君主权威的文化。据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是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维持民主政治的有利因素。
（3） 国家规模（地理面积与人口数量的大小） 对于国家治理也有重要影响“， 尽管面积和人口（还有地理位置） 并不严格确定政治、经济或文化，但却是影响经济发展、对外政策和国防以及其他许多有政治意义的问题的重要因素。”m{一般而言，一个小国总会比一个大国更容易统治。国家的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国家的内部差异性也就越明显，国内各个群体、族群在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不一致就越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民族分离主义。特别是那些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新生民族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解决民族性问题，即建设统一的政治民族的问题。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采取民主制度，也就是在社会政治冲突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民主制度很难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容易转向专制或威权体制。根据学者们的发现，议会制倾向存在于小国家，而总统制国家往往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如此，由于国家规模的原因，总统制国家相比于议会制国家更加难以治理，总统制也就往往比议会制更容易崩溃。
（4）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总统制多出现在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而议会制多出现在欧洲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是民主不稳固的地区，而欧洲则是民主较为稳固的地区。拉美与非洲很多国家多是在二战之后才成为独立国家，在独立时又选择了民主道路，面临着国家建设与民主建设的双重任务。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分配性危机同时到来。“新兴的独立国家一般都有严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问题，它们希望推行复杂的法律，给予所有公民投票权，提供不断增长的和公平的生活水平。对它们虚弱的制度来说一下子承担这些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可能发生革命或接受军人的统治。新政府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是参与， 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实行的是独裁制。”如果国家性（ stateness） 问题难以解决，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都将是动荡不定的，能否实现也在两可之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巩固型民主制度都诞生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一些古老的民主国家，而且多数是在西部和北部欧洲。由此看来，总统制的不稳定与议会制的相对稳定跟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有些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