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要鼓励城市资本下农村，要尽可能在现有农民中培育专业农户。
第三，除过一些特殊土地，如实体上不宜分割的鱼塘、集体企业用地等，一般的农业经营不宜鼓励搞“股田制”，而应提倡租地制，且租期不宜太长，5-8年比较好。
第四，鼓励土地流转当事人之间自己直接交易，政府和村集体仅仅做服务工作为好。“反租倒包”还是不应提倡。这样做有利于发生纠纷时政府居中调解。
第五，对于一部分拟放弃农业进城生活工作的农户，村集体或其他土地管理机构应优先有偿收购其农地，收回后或留作社区公地，或以农地永久承包权的市场竞争性价格转给其他农户。
以上涉及几方面的关键问题，一些细节方面也应由政府文件或法规加以确定。政府还应制定农地流转的合同范本。
十一、“城中村”改造能不能政府只出规划，把开发权交给村民？
从目前各地“城中村”改造的实践看，这项工作引起的纠纷或冲突有减少的迹象。这是一件好事。北京等地近期的“城中村”改造案例比较成功，其原因，一是补偿的价格村民满意。村民的议价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二是政府的出价考虑了市场因素。
但这种方式也有潜在问题。一是政府介入的程度深，不利于发挥市场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二是这种方式对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高，在全国不容易推广；三是政府出价有可能过高，既会给政府方面带来风险，又可能助长房价上涨。
除过重要公益事业项目需要占用“城中村”土地这种情形之外，其他类型的项目可以采用更好的办法，即政府只出规划，拆迁、改造和开发权完全交给“城中村”的居民，其中包括各项有关费率的确定。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居民们可以委托原村集体组织行使权力，也可以自己另外产生新的权力机构。千万不要以为减少了政府介入程度以后，农民做不了事情、政府规划目标不能实现。只要政府合理披露有关信息，确实把相关权利赋予农民，社会上一定会有商业服务组织按市场原则参与到农民的工作当中，并成功完成开发任务。
如果能按照这个思路做，可以基本消除现在各种与拆迁有关的群体性事件，政府会更加中立，更有利于做好城市建设工作。
十二、土地法规体系如何构建？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未来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提出了很好意见，但将其转变为法规似乎有相当困难。应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关法规进行修订，甚至可以考虑调整立法思路。现在的《土地管理法》有两个基本缺陷，一是庞杂，二是粗疏。很多问题想在这样一部法律中解决，结果行不通。例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很重要，但仅仅依靠《土地管理法》讲不清楚。其实，关键不是社保，而是交易的公正性。社保问题应在其他法规中讲。还有，现行法律中处罚条款很多，真正管用的不多。现实中对土地违法的处置更是高举轻打，没有威慑力。农业中土地使用权交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行法律只是粗略地讲，难以操作。可不可以调整土地立法思路，建立一个系统的关于土地规划、管理和使用的法规体系？我看不仅可以，还十分必要。可以考虑“土地基本法”的立法，然后再搞“土地规划法”、“土地使用权交易法”、居住法，并修改现有《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乡规划法》等其他法律中的涉地条款，形成土地立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