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大骗子进行合同诈骗时，还采用了自我包装手段，假装善人，慷慨解囊，为自己涂脂抹粉，加上美丽的光环。例如，利用公益事业，扮做慈善家。有这样一个案例：李某以捐资助学的方式为自己捞取名誉资本，他干企业赚了一些钱，于是拿出几十万元在家乡办了学校，在当地被称为农民企业家，很有知名度。此后他利用自己用金钱换来的好名声，到处炫耀，骗取他人信任。不到一年时间，他先后与全国16个省市的64个单位签定了“联营合同”，“购销合同”67份，骗得钱款400多万元。还有人假装勤奋劳动，认真工作，获取“劳动模范”，“优秀党员”，“致富能手”等称号，以此提高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度，降低受骗者的警惕性，使骗局成功。[1]
（二）公开冒用高知名度单位的名义铤而走险，大肆进行合同诈骗
近年来许多诈骗犯罪分子，公开跳出来冒用较大、较知名单位的名义招摇撞骗。因为较大、较知名的单位业内同行或公众对他们都很信任。打着他们的旗号，使受骗者心理会产生确信无疑的效果，可大为提高骗局的成功率。这种方式诈骗分子可节省大量的资金投入，别人投入的资金和长年积累下来的声誉，自己信手拈来，从而使犯罪成本降低。这些骗子在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活动时，为了取信于他人，往往进行全方位包装，穿着西装革履，住高级宾馆，乘高级轿车，或乘坐飞机往往来来，给人以大客商的感觉。他们一般采取私刻假公章、私开虚假证明信、虚构个人身份等手段招摇过市，图谋达到其犯罪目的。这样做虽省去了许多前期投入，提高了犯罪的时间效率，但此种方法的犯罪风险也较大，因公开冒用他人名义易于让被冒用单位或被骗者发现，容易中途暴露，身败名裂。例如，今年1月在北京审结的袁丽君合同诈骗案就很典型。袁某冒用新华社发行“两会”特刊的名义，向全国许多单位发文征稿。还与江苏省某集团公司、深圳市某部门和广东省某厅以传真形式签订刊登协议，骗取稿费。但稿费只骗到手五万余元，骗局即告失败，袁便因合同诈骗罪锒铛入狱。
（三）制造诱饵，利用小额利益，掩盖大额诈骗
这种手法常常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逐步地、分阶段地实施。诈骗分子采用先签订小额合同，并完全履行，或签订大额合同先履行一小部分，造成其重合同、守信誉的假象。骗取对方信任后，再签订更大金额的合同或继续骗取对方履行合同的其余部分，以达到最终目的。这种方式一般称为“钓鱼式”诈骗，小额投入作为诱饵，目的在于钓取大宗的被骗者财物。在司法实践中，诈骗者为了掩盖其诈骗的本质，往往还极力制造经济纠纷假象以逃避制裁。这种合同诈骗行为大致有三种方式：其一，双方签订合同之后，诈骗者先付小额货款或定金，以此取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等待大宗的货物到了之后，迅速转移或转手倒卖。剩余货款拒不偿还，或者变卖货物携款逃之夭夭。其二，先收货款，钱到手后，少量给付货物，或者干脆不给付货物，百般抵赖或者干脆携款潜逃。其三，先期有选择的与部分客户签订合同，合同规范且严密，并得到良好执行。给其他人一个良好印象，以此骗取其他旁观者也是合同的潜在签订者的信任，然后获取后期大量合同的签订，并且利用先前选择的获益客户为他们做宣传，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以达到更大的诈骗目的。采用这种诈骗方式的骗子经常选择一些典型客户作先期收益者，以展示自己实力和技术可靠性。随后进行大肆宣传。他们利用人们致富心切的心理，加之周围的获利者一般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故骗局常常得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