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以间接证据为基础认定协同行为，需要经济学理论和法学理论的合力支持，更需要司法实践的检验，建立间接证据证明结构模型可以弥补缺乏反垄断创新理论（包括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又缺乏执法经验的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不足。当然，上述证明结构模型只专注于典型性，而不是全面性。
在西方国家相关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的证明结构模型能否满足我国司法实践需要或需要怎样的修正，还有待于实践检验，即便如此，通过案例建立间接证据推定模型的方向性和指向意义应该引起关注，因它是让事实说出的真相的最有效方法。
【作者简介】
刘继峰，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竞争法、经济法。
【注释】〔美〕基斯·N．希尔顿：《
反垄断法——经济学原理和普通法演进》，赵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
〔美〕基斯·N．希尔顿：《
反垄断法——经济学原理和普通法演进》，赵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原告指控日本两家电视机制造商在美国联合实施掠夺性定价，对长达20年的市场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美国的制造商（竞争者）仍然存在（约占40%的份额）；价格没有阻止新制造商进入和退出。
美国四家用玉米生产甜味剂的企业，被指控在1988年至1995年期间犯有勾结进行固定价格的犯罪。原告作出指控的经济证据指向一个事实，即不存在竞争。法庭认为，没有经济的证据表明，他们没有竞争，因合同没有明确价格协调。原讼法庭驳回了索赔，上诉庭将案件发回再审。
〔苏〕B.Г.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系统性、认识与管理》，张凡琪、韩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吴秀明：《竞争法制之发轫与展开》，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4-55页。
为了避免受合意传统含义（即上述狭义）的干扰，下文的探讨不包括“合意→卡特尔”的推定结构。本文认为，在间接证据的情况下，主观状态只能证明到沟通的程度，而无法证明到合意的程度。否则就不是间接证据了。
“如果只有单一行为迹象，则应该就所汇集的行为资料，分析其发生次数、持续时间、行为集中度和一致性等作出综合判断”。参见何之迈：《公平交易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丹尼斯·卡尔顿 杰弗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上册），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黄亚钧等译，第274页。
1878年美国中西部铁路公司成立了一个仲裁局，“其任务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任何争端，避免诉诸毁灭性的竞争。”参见〔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6页。
参见刘继峰：《横向价格卡特尔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之二的相关内容。
333 U.S. 683 (1948).
〔美〕基斯·N．希尔顿：《
反垄断法——经济学原理和普通法演进》，赵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6页。
729 F.2d 128 (2d Cir. 1984) Id. at 139.
在Interstate Circuit案的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考察，参见David A. Butz and Andrew N. Kleit, Are Vertical Restraints Pro- or Anticompetitive? Lessons from Interstate Circuit, 44 J. Law & Econ. 131 (April 2001). 巴兹和克莱特指出，Interstate Circuit案中的电影发行人可能在这种条件下运作，即他们的动机是相互依赖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单边（或者个人理性的）。
这是唐纳德·特纳在他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The Definition of Agre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Conscious Parallelism and Refusals to Deal, 75 Harv. L. Rev. 655 (1962).
Reserve Supply Corporation v. Owens-Corning Fiberglas Corp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