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司法解释的确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均命名为生产、销售某某物品，似乎该节罪名均属于所谓选择性罪名，其实，司法解释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中的九个罪名成立犯罪的条件存在重大差异，[5]例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成立犯罪的条件分别是“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造成严重后果”、“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等，既如此，至少说明，生产了这几种对象的，还不能成立犯罪既遂，单独实施其中一种行为不成立犯罪既遂，就不能谓之选择性罪名。正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若单独实施其中一种行为不成立既遂，就不会将该罪名看作选择性罪名，换言之，既然认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选择性罪名，必然意味着单独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中的任何一种行为，都能成立毒品犯罪的既遂。
综上，根据司法解释关于罪名的规定确定某罪是否属于所谓选择性罪名，是靠不住的！
写作本文的目的不是指责司法解释及通说确定选择性罪名的不当，而是针对通说关于选择性罪名不应数罪并罚的立场。例如，通说教科书认为，持有、使用假币罪“是选择性罪名，即只要实施上述行为之一，即可构成犯罪，实施上述两种行为的，按该行为定罪，不实行数罪并罚”[6]。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是选择性罪名，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用或并合适用”[7]。通说的逻辑是，既然是选择性罪名，则实施多个行为的，也只能以一罪定罪处罚，既然只能以一罪定罪处罚，自然没有实行数罪并罚的余地。但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被公认为选择性罪名，按照通说的立场，行为人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也只能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罪定罪，按照第241条规定最重只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假定甲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乙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且均属于情节严重，按照通说的立场，乙也只能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与甲一样，最重只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显然有失罪刑均衡和罪刑平等原则。再如，甲公司擅自发行股票，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乙公司既擅自发行股票，数额特别巨大，又擅自发行公司债券，也数额特别巨大，按照通说的立场，该罪属于选择性罪名，对乙也只能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一罪定罪，与甲一样，最重也只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不合理性至为明显。因此，通说关于所谓选择性罪名不应数罪并罚的主张存在重大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