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过程并不是单线的，尽管被救济者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从恩惠到权利的过程，但其背后涌动着社会因素的不断变化和制度的倒退、前进、再倒退的复杂过程。例如，尽管二战后占领当局的压力对日本生存权的确立具有关键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具体制度演进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外部压力的强弱调整以及对日本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战败最初占领当局为了培养日本的民主主义，促进劳动组织成为战后经济的主导者，一再施加压力要求日本确立生存权利的保障。{15}（P157）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的变化，占领当局不得不考虑日本的稳定，从而收缩对其劳工运动的支持，同时日本自身的独占资本也得以复活，经济的自立政策优先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生存权的权利问题渐渐被忽视。
日本战后的经济秩序强调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扶植民间的大企业，而这些民间的大企业又将作为劳动者的国民包摄进企业的生产、福利体系中，从而将国民统合到国家社会秩序! 中。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在财政压力下，政府又转而强调国民“自己努力实现福利”，弱化国家的责任，促进“有效率的政府”，将福利的保障推给了民间。在社会权的权利内容方面，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的因素得到了充分体现。之所以在制度上将个人接受国家的保障视为反射的利益、认为国家的生存保障义务只是政治的纲领、抑或尊重厚生大臣对最低生活保障基准的裁量权，都与上述的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尽管本文只是对日本以生存权为主的社会权发展史的简要梳理，但无疑对我国民生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单位制的职工社会保障和农业人员以“土地”为基础的保障都被逐步打破，国家要重新面对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下社会保障责任如何承担的严峻问题。从法治的角度而言，我们不仅要从理念上去提倡落实社会保障权、物质帮助权，更应该从实证的角度去分析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可称之为是法律上或宪法上的权利，哪些因素会对法治意义上的民生保障起到决定作用? 我国政府对个人的生存保障目前发展到了哪一步? 在比较法的视野下，这些均是值得深入反思的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
凌维慈，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1}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中村睦男，永井憲一.生存権教育権.東京:法律文化社，1989.
{3}穂積陳重.英国·於養老期金法社会権.法学協会雑誌，28卷2号，3号，4号，1910.
{4}石田雄.日本福祉観念特質.福祉国家4日本法福祉{C].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84.
{5}韩君玲.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6}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論(全訂第6版).東京:学阳書房，2006.
{7}村上武則.给付行政諸問題{A].现代行政法大系(第1卷)现代行政法·課題{C].東京:有斐阁，1983.
{8}鵜飼信成.社会行政法.東京:日本评论社，1936.
{9}奥平康弘.憲法·憲法保障権利.東京:有斐阁，1993.
{10}我妻荣.基本的人権.国家学会雑誌，60卷10号，1946.
{11}中村睦男.社会権?解釈.東京:有斐阁，1993.
{12}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橋和之，高見勝利.憲法.(第4版).東京:有斐阁，2006.
{13}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4}伊藤周平.生存権\社会保障受給権·関&!一考察.鹿儿岛大学法学论集，39卷2号，2005.
{15}池田政章.憲法社会体系.東京:信山社，1999.
{16}徐显明.生存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