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董必武两次在家乡入狱，亲历了北洋军阀伪法统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回到故乡湖北，谋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当时，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的旧友，也是革命党人。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动军队起事反袁。而在这之前的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沉沦的边缘。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袁世凯到处布置密探，加紧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被密探紧紧盯住，处境十分危险。他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为四叔代课。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董必武还没来得及转移，即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董必武被捕是黄安县署奉湖北省军务督办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会衔密令缉拿的，拿获后即解省法办。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王立廷迫于社会舆论，答应暂缓解省。这时，黄安知名人士--黄州府中学（即今黄冈中学的前身）校长陈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该校任教）又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并责成保人担保董必武不得离开县城，随传随到。不料到了这年12月，正当袁世凯下令称帝的时候，反动知事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关押在黄安县监狱，使董必武受尽了伪法统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一命呜呼，复辟丑剧就此收场。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请愿活动。黄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加之两次监禁都没有从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证”，只得装模作样，推卸责任，假装友好地释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狱经历，让我想起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的当代刑法学家邱兴隆。虽然时代不同，一个是湖北黄冈人，一个是湖南湘乡人，但是监狱体验的相同经历，造就出不同时代的两大杰出法学家！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汉，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