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在此，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我们有必要反思以下问题：
第一，是否只要具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明价值，就必须予以扣押，如果该财产的所有人、持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否可以不予扣押，而是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以证据提出命令的方式，责令相对人在开庭时自行携带该物品到庭予以展示，从而避免扣押该物品可能给相对人造成的诸多不便。对于必须予以扣押的物品，在手段选择上，是否可以尽可能少地采取搜查扣押等强制手段，而尽可能多地使用第110条规定的自觉交出证据等手段。
第二，是否所有的实物证据都必须随案移送，对于扣押后，已经提取、固定相关证据信息的被扣押物，是否可以及时返还。
第三，在退还扣押物的范围上，是否应当仅限于“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被扣押物。对于具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明价值的第三人财产，是否也应当在固定相关信息后及时退还给原主。
第四，因具有证明价值而被扣押的第三人财产，是否应当像证人作证获得补偿一样，因其财产的用益物权受到限制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还比较遥远，甚至觉得有点可笑。但是，根据“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而且，我们深信，随着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观念逐渐驱散主张个人权利时的羞涩感、胆怯感，这些问题最终将会成为改革完善我国搜查扣押制度的巨大动力。
【作者简介】
吴宏耀，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参考文献】[1]Boyd v. United States, 116 U.S. 616, 6 S.Ct. 524 (1886 )．关于博伊德案的判例，请参见[美]丹尼尔·J‘凯普罗：《美国联邦
宪法第四修正案：搜查与扣押》，吴宏耀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以下。
[2]Thomas K. Clancy, The fourth Amendment: Its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Durham: 2008), p.42.
[3]Ibid. p.43.
[4]Ronald Jay Allen, et al., 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5]邸瑛琪：《侦查中对财产权的限制处分应纳入法律监督的视野》，《检察日报》2009年3月7日，第3版。
[6]戴仲川：《对限制公民财产权侦查措施，检察监督不可或缺》，《检察日报》2009年3月7日，第3版。
[7]刘金林：《扣押、冻结款物，绝非小事一桩》，《检察日报》2009年3月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