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新建了全面的证责体系。所谓证责体系是指司法证明、诉讼证明中，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各种证责构成的整体，包括取证责任、举证责任、审证责任，即：侦查机关承担取证责任；检察机关和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审判机关承担审证责任。自古以来，只有一种证责，这就是举证责任。建立全面的证责体系，使公、检、法三机关和当事人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证据学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为在我国创建全新的证责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全面的证责体系，也揭示了举证责任生灭运行的八大规律，[13]从而使举证责任的理论，进一步深化。
第九，新建了一系列原则和规则。这包括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证据效力双统一原则、证据盖然性排除规则、证据排伪法则、论据规则和举证规则等。事实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在解决事实问题的一切场合下，均没有身份、履历、地位、权力或权利上的区别，只有谁是谁非一条界限。证据效力双统一是指证据的法律效力与自然效力相统一、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相统一。因为，真实就在这两个统一之中。证据盖然性排除规则就是排除证据盖然性应当遵循的规则，包括必须穷尽所有可能、每种可能的排除都要有必要的证据、最后排除不了的一种可能的真实性要得到确认。证据排伪法则就是排除伪证的法则，包括关联法则、矛盾法则、实践法则。这些法则都是伪证的克星。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使之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就会收到最大的排伪效益。论据有两大规则。论据第一规则就是论据的真实规则。论据第二规则就是论据的逻辑联系规则。正是这两大规则保证着证明的正确。举证有四项规则：一是原告先行举证规则；二是原告胜负未定规则；三是被告一般不举证规则；四是举证责任有条件转移规则。这些原则和规则的确立，极大地丰富了证据学的内容，对于证据学的理论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创立新证据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十，建立了证明原则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实事求是七项原则”。这包括：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原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证据亲审原则；证明要忠实于事实真象原则；禁止非法取供原则；禁止证据预测原则；禁止无证定罪原则。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倡导和遵循的最重大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尤为重要。建立“实事求是七项原则”，使实事求是这一最重大的原则具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这不仅会推动证据学的发展，而且在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中，将起到重大作用。
第十一，确立了实质真实观，新建了实质真实标准。古代追求神灵启示的真实。中世纪追求法律预定的真实，即法律真实。现代西方国家追求法官心证中的真实，即主观真实。这三种真实均无追求的必要。苏联学者和我国部分学者追求客观真实，这样的真实又是无法达到的。实质证据观引发了实质真实观。根据实质真实观，又建立了实质真实标准。所谓实质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证明要建立在物证或书证或取得了客观验证的人证之上；二是定案证据要达到三统一，即自身统一、相互统一、与案件统一；三是作出的结论具有排他性。实质真实标准是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中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这一标准的确立，标志着证据学的一大发展，对于保证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的正确，必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十二，提出了创立实质真实制度的初步构想。确立实质证据观、实事求是原则和实质真实标准，这就为创建实质真实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质真实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继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之后的第四种证据制度，是最科学、最先进的证据制度。我国一旦正式建立起实质真实制度，我国的证据制度必将走在世界的前列。可以断言，人类历史上一切旧证据制度，必将在我国被埋葬，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证据制度也必将率先在我国诞生。这就是革命！革除一切旧证据制度，开创一种全新的证据制度。这将是确立实质证据观之后可能引发的，最重大的变革。
以上就是实质证据观引发的证据学的大革命带来的，证据学的新天地。实质证据观引发的证据学的大革命才刚刚起步。人类对证据学寄托了太多的期盼。证据学并不是只能适用于司法程序的一门学科。证据学可以适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大至国家乃至世界的政治活动和一切科研活动，中至国家行政事务，事业、企业单位的事务，以及一切经济活动，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要把证据学打造成超越司法程序、全面走向社会的学科，打造成全社会人人皆学、人人皆懂、人人皆用的学科，打造成整个社会科学中最伟大的学科之一。这就是实质证据观引发的证据学的大革命力求达到的终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也许需要一百年，甚至数百年。然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只要这一目标没有完全达到，这场大革命就不会停止。
【作者简介】
裴苍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1]吴家麟．论证据的主观性与客观性[J]．法学研究，1981，（6）。
[2]张嘉军，张红战．我国证据种类的反思与重构[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2）。 [3]王立华．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独立性[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3）。
[4]肖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刘广三．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杜世相．刑事证据运用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7]杨春洗，高铭暄，马克昌，余叔通．刑事法律大辞书[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8]陈朴生．刑事证据法[M]．台北：台湾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79。
[9][苏]B·K·普钦斯基．美国民事诉讼[M]．江伟，刘家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
[10]裴苍龄．新证据学论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形式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12]冯契．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13]裴苍龄．构建全面的证明责任体系[J]．法商研究，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