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执行豁免制度不仅仅适用于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必须生活费用等部分财产，还应当及于人格物。这样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某些人格物就是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生活必须用品，还在于该类人格物所蕴涵的人格利益价值大于财产利益价值，若强制执行实际上就是对人格利益的侵犯和对人格权的漠视，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应当得到保护的基本法治理念相悖。因此在国外一些立法及司法判例中就确立了某些人格物不得被强制执行的执行豁免制度。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密西西比、康涅狄格等州和地区的家宅法均规定家宅豁免制度，对属于一个家庭的财产免于因为债务原因的强制拍卖，即使在家主逝世以后，其他家庭成员仍然享有居住权。[21]又如，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破产法都不允许债主触动破产者的某些“必要的”个人财产，例如，住房、汽车、衣物、首饰、乐器、职业或商业用品、退休金、残疾赔偿、抚恤金、失业金、人寿保险等；而所谓必要的往往包括了一些可能被视为多余的奢侈品。例如在In re Westhem 642F.2d1139(9thCir.1981)案中，一颗价值3000美元的钻石被认为是必需品；在Inre Perry，6B.R.263(Bankr.W.D.Va.1980)案中，一件价值2500美元的貂皮大衣被定位必需的衣物。在某些州，得以豁免得还包括了破产者的祖传财产。[22]在法国司法判例中也同样确立了家庭纪念物和祖坟等具有人格利益的家庭财产避免被强制执行。[23]在日本经登记印章及职业或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其他印章，佛像、牌位及其他为其接供礼拜或者祭祀所不可或缺的物品，债务人所必要的家谱、日记、商业帐簿以及与此类似的文件，债权人或者其亲属接受的勋章及其他表彰名誉的物品等不得扣押。[24]
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正式确立执行豁免制度，也未确立人格物制度，因此人格物的执行豁免的探讨尚未深入。但值得欣喜和肯定的是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物品受到特别的保护实际上也间接地为人格物免受强制执行留下了空间。之后，《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这显然仅仅属于笔者在前文论述中所涉及之人格物的一类，但毕竟在人格物豁免执行制度的建立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在地方的执行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对执行豁免的范围逐步扩大，其中就包含了人格物的执行豁免。此外，根据《税收征管法》，在强制征收税款时应保留生活必须的住房及用品，但人格物是否应在征收之列？法律未作回答。笔者认为，从人格物保护的基本价值取向来看，人格物不应当成为被强制征收税款的对象。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对“执行财产豁免”下过法律定义，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稿至第三稿关于“责任财产范围”的规定中虽然均出现豁免执行的字样，如该草案第三稿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均可作为执行标的。但依本法规定应当豁免执行的财产或者权利除外。”但在该草案第四稿中，又把“豁免执行”这些字眼删除，改为“……，但依法不得执行的除外。”由于缺乏执行豁免（或者豁免执行）这一中心概念，导致我国在现行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执行豁免制度缺失。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执行豁免制度，执行豁免的范围应当包括人格物，以充分地保护人格物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和精神价值。人格物执行豁免制度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或者制定强制执行法时予以科学规范。具体而言，人格物的执行豁免制度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明确将人格物纳入豁免执行的范围；（2）为防止人格物执行豁免的滥用，设置一个执行中人格物豁免执行的认定程序；（3）确定豁免执行的时间范围，即只要该人格物还具有被执行人及其近亲属之特定人格利益就不能被执行，但若该特定人格利益丧失而成为普通物时，则可以适用执行豁免。
结语：人格物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法中无法借助一般物权规则加以调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创造性规定确实是中国民事法律实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有效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对未来的民事法律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这一解释还是留下了诸多疑问，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25]当我们翘首以待，最终面对历经多次审议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时，却发现《物权法》并未对人格物予以关注，不得不说是《物权法》的一大缺失。当我们的视野再次转向民法典的制定及侵权责任法制定时，负责相关民法典、侵权责任法之立法建议稿起草的学者则似乎没有多加考察就直接将《解释》第四条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入到民法典或者侵权责任法建议稿中，虽在立法措辞上予以适当调整，但其内容则与解释并无二致，使得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仍然只在一个很狭小的制度范畴无法得以拓展，不能有效地保护人格物上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无法形成人格物法律制度的普适性规则。本文乃抛砖引玉，以期立法界、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人格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关注人格物之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的构建，以实现对人格物周延、充分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