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物权法并未将人格物纳入考量的范围，进而其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也不应适用于人格物。物权法立法之际并未关注到人格物的存在，或许认为该类财产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畴，故未对人格物这类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特殊财产进行规定，从立法背景上讲，人格物并不在物权法调整之列。物权法关于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之善意取得，应当限定在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之不动产与动产，善意取得不适用于人格利益关系。人格物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由于其主要价值体现在物之人格利益之上，鉴于物权法的财产法属性，其不能调整具有人格利益属性的人格物，故善意取得于人格物的场合是不能适用的。
第二，民法对人格物的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决定其不适用善意取得。如本文第四章所指出，人格物保护乃是透过物的形式及物的机制进而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人格物的特殊保护机制彰显了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了现代条件下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交融发展、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而且人格物的保护更多兼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考量。而这些价值取向均不支持人格物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例如基于人格利益不得转让、不得侵犯的规则，若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了属于他人的人格物，其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其他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权利人的人格权，因此，尽管该无权处分行为可能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但其依然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法律不能牺牲人格物权利人的财产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人格物权利人的人格利益，以此换取对善意第三人财产利益的保护。相较而言，从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发展趋势来看，人格物中由于以人格利益为主导，故而应当优先保护人格物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不支持第三基于善意取得人格物所体现的财产利益。再如，以公序良俗原则为例，涉及到结婚戒指、定情物、祖传物品、家宅、祠堂等人格物的无权处分，若适用善意取得，不仅会对人格物产的权利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也必将造成有违公序良俗的结果。故而人格物保护中所彰显的人格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导致其排斥善意取得的适用。
第三，人格物的法律属性决定其不适用善意取得。如人格物之兼具有形性与无形性之双重特点，故而对人格物的无权处分行为既侵犯了有形的财产利益，也侵犯了无形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基于善意取得只适用于保护善意受让人之财产利益的立法宗旨，因人格物仍然承载着权利人的精神利益，法律就必须在善意受让人的财产利益所代表的交易安全和权利人人格利益所代表的精神利益上进行衡量，显然民法之人文主义精神及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是着重保护权利人的人格利益，而不应是受让人的财产利益。又如人格物的基本价值定在于精神利益保护的特点表明，对人格物的无权处分，也不是简单的物权法意义上的无权处分，更重要的是对人格利益的侵犯，是典型的侵权行为，法律必须给予人格物强有力的保护，若适用善意取得则会呈现以较大的人格利益的牺牲换取较小的财产利益的维护的不和谐状态，有违法律之公平正义精神。再如，以人格物之特定性与唯一性特点为例，在人格物无权处分的场合，一旦认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而使善意受让人获得物权，则权利人对人格财产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再现，其财产利益也无法获得弥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损失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弥补的，故而人格物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权利人丧失人格物遭受的痛苦远远高于可以替代的纯体现财产利益的财产。从成本和效益考虑，善意取得适用于人格物是不经济的，因为无论是对于个案，还是对于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整体衡量而言，权利人付出的代价是和成本远远高于受让人交易安全所彰显的财产利益，故而不应支持人格物适用善意取得。同样地，人格物的其他属性也依然不支持其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但必须指出，当人格物丧失了人格利益属性，去人格化后，其变转化为普通之物，可以依法适用善意取得。
二、人格物之程序法规则
（一）人格物诉讼权利主体之确定
在司法实践中，谁可以享有具有人格物之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是案件处理的关键。前文已全面论及人格物之权属确定、管理、处分、共有、继承等实体问题，已经就人格物的权利人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与论证。但贯穿本文的都是以权利人相称而没有称为所有人，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鉴于人格物具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重属性，则可能出现有的权利人具有人格利益而没有财产利益，则此情况下权利人与所有权人是一种种属关系，以权利人称谓对人格物享有权利之人较为周延。比如传家宝由长子保管，而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女就具有人格利益但可能没有财产利益；二是涉及到家庭、家族类的人格物，其多为共同财产，由家庭或者家族成员享有共同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因此这种不宜以所有人称谓之，应当为共同权利人。如明朝兵部尚书许弘纲的子孙共369人住在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的紫薇山村。许弘纲留有宫廷画师为其父母画的大幅画像，后保管在其女性后裔许月英的父亲手中，文革后在夹壁墙中发现。许月英欲把此画当作父亲留下的遗产出售牟利，但遭到了许姓子孙的集体反对，理由是此画应属于家族共有，法院支持了他们的主张。”[12]三是在拥有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多个成员之间也存在顺位区分的问题，比如人格物之继承、侵权之诉提起问题，若具有最近人格利益的权利人与人格利益相较较远的权利人都主张权利的话，应当首先考虑人格利益较近的权利之利益。因此，笔者认为，采用权利人的称谓是合适的，在涉及人格物诉讼中，合理确定权利人是该类诉讼有效处理的前提。具体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