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事实对于刑法解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制定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藏在法条中，而且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在解释刑法的时候，千万不能将自己所熟知的事实强加于规范，“将熟悉的与必须的相混淆，是人们常犯的错误。”{27}例如，盗窃罪通常表现为秘密窃取，于是过去的解释者便认为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有秘密窃取的行为，这显然将自己所熟知的事实当作了刑法规范中的事实，混淆了事实与规范，使得法律规范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28}事实上，人类所熟知的事实只是全部事实的一部分，而构成要件中的事实却是一种类型化的事实，生活中所有的犯罪类型的事实需要被构成要件中的事实所涵摄。因此，将规范包含的范围限定为解释着所知道的有限的事实并不恰当。
（二）对解释目标进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
通过刑法目的进行刑法解释能够揭示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但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是什么，却往往不容易回答。例如，《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罪，按照该条第2款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之一，即成立本罪。但问题是：行为人出卖妇女，是否以违背妇女意志为前提？这就涉及如何看待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观点：(1)如果认为本罪保护的是社会风尚，则就算妇女同意也仍然成立本罪；(2)如果认为本罪保护的是妇女的人身自由安全，则在妇女同意的前提下就没有侵害到这种人身自由安全，便不成立本罪。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法的价值的多元性。自由和秩序都是法律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类既追求自由的生活，也追求有秩序的生活，刑法既要保护法益，使国家、社会和国民不受犯罪的侵害，同时又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不受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非法侵害。如果认为保护妇女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更重要，本罪保护的是妇女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上述情形就无罪；如果认为社会秩序更值得保护，本罪保护的是社会秩序，则上述行为就有罪。彼此冲突的法的目的催生了“利益法学”，法律必须在彼此冲突的多个利益之间寻找平衡，权衡价值冲突，兼顾各方利益。再比较以下两个案例：案例一：行为人A将自己的名贵手表质押给B，在质押期限内，A私自将该手表取回，A是否成立盗窃罪？案例二：行为人C自行取回被盗窃犯D盗窃走的摩托车，C是否成立盗窃罪？这涉及盗窃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是什么，如果认为盗窃罪保护的是所有权，则A、C的行为均不成立犯罪，因为A并不因为手表质押给了他人而丧失所有权，C并不因为摩托车被盗而丧失所有权，因此，A、C任意取回自己的财物都不具有违法性，因而不是犯罪。但这一结论不能完全被人接受。反对者认为，在案例一中，如果仅仅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则财产的正常流转秩序和财产安全就会没有保障，所有权人可以任意取回自己所有的财物，则他物权（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侵害。在案例二中，如果认为C取回自己财物是行使权利的行为，那么，盗窃犯D是不能正当防卫的，更谈不上特殊防卫权了，于是C便可以用暴力将D打成重伤并取回财物—这一结论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于是，适用法律的人必须在两种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而利益权衡的过程其实就是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具体到刑法解释中，需要确定刑法中某个罪名的规范保护目的，在此基础上选择采用形式判断或实质判断，揭示法律的真实含义。如果解释者根据刑法目的认为实质正义比形式正义更重要，就可以采取扩张解释的方法，以尽可能多地打击犯罪；反之，如果解释者认为形式正义更重要，则可以更多地采取限制解释的方法，以尽可能限制刑罚权的发动。
由于价值具有多元性，不同的解释者对价值常常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解释者对同一事物的判断，通常情况下也是先有价值的衡量、判断和取舍，然后依据衡量取舍之后的价值得出结论。那么，如何保证这种经过价值取舍之后的结论是正义的，而不沦为恣意滥用刑法的工具。应当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应依据案件发生时的客观情况进行价值衡量。因为刑法目的显然不等于制定刑法时的目的，而且成文法的真实含义不仅隐藏在法条文字中，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一个词的通常含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29}任何有权解释者不能用过去的立法者的意志来解释法律，因为法律是人民意愿的反映，这种意愿受价值观的影响，如果人们的价值观在今天发生了变化，就不能用立法时的价值观代替今天的价值观，这也是现代罪刑法定的要求，是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石之一—民主主义的具体实现。其次，应当均衡各方的利益。总体上均衡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利益、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在具体案件上进行个案判断，不拘泥于总体上的利益均衡，以实现个案正义为目标。
（三）运用法益解释刑法
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因而依据法益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设立该条文的刑法规范保护目的得以实现。刑法规定犯罪构成是为了实现刑法目的，对犯罪构成的解释也必然不能脱离刑法目的。否则，刑法的目的就会落空，也会使意欲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既然如此，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在解释犯罪构成时，就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例如，伪造货币罪的法益是货币的公共信用，因此，虽然有伪造货币行为，但并没有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时，便不可能成立伪造货币罪。例如，行为人伪造袁世凯时期的货币、伪造民国时期的金元券、伪造面额10000元的人民币（均非通用货币），或者伪造人民币后锁在自己的保险柜中供自己观赏之用的，由于行为不可能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因而不成立伪造货币罪。{30}同理，在认定使用假币罪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可能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时，则不得认定为使用假币罪。例如，甲在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时，为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将总面额20万元的假币冒充真币出示给对方看，由于该行为没有将假币纳人到流通领域，所以不会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不属于“使用”行为，不构成使用假币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