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整体效益原则却蕴含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于“个体私利”的自有追求中自然成就，它很大程度上能在个人利益的复杂交织中获得实现。但是这种实现始终蕴含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其在根本和长远上对个人利益的促进可能导致二者在局部和短期的背离，因而理性经济人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反向言之，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很有可能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很可能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这已经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因而，我们在法理上绝不可忽视这种共识，一味盲目地想促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罔顾个人利益的实现，从而导致实质不公平和不正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社会利益优先性和重要性的强调，并非不重视个体利益，而正是基于对个体利益的考虑，只不过其对个体利益获取所依赖的基础认识不同而已。[6]但根据实践经验，我们不能仅简单地如是宣称，而必须对社会整体效益原则进行调适，整体优位、个人让步的理念应当适当地转换成为整体优位、个体基础的理念，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基础性地位，转换逻辑思维方式，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确保整体利益。换言之，即形式上，社会整体效益处于主导地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效益的约束。但是从实质而言，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干预应当受制于个体的利益，个体利益的自发实现和自觉实现应当成为社会整体利益必不可少的考量内容。
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发展，其实质是要造就一种和谐的发展局面。中国区域发展是基于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认知，认为构成社会的诸要素是功能互补的，从而能够追求整体和谐发展的结果。由此，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就要具备下列秉性：权利与义务的角色性、规范性质和功能的二元结构性、责任的二重性等。[7]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中的每一部分和处于不同部分的不同个体在社会整体运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的功能。整体和个人的和谐，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对功能个体的角色予以确定并保护其功能发挥所需条件的存在和生成。这样，功能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与其角色或功能的对应性。同时，这种和谐论认为任何主体的行为不仅影响直接作用的对象，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这就要求处于社会的个体不仅对其他个体负有不侵害的义务，而且对整个社会负有维护与促进的义务。
三、整体公平：实质公平观的整体意蕴
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是分配公平、实质公平。这里所谓的分配公平，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畸形发展、个体贫富悬殊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起的再分配需求。它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动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和协调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8]而所谓实质公平，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语境中是指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简单地说，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当某地经济行为即便并不造成特定的损害结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