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说认为危险犯存在未遂形态。但肯定说内部因为理论基础不同又区分为两种对立学说。第一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本就是未遂犯，不可能有既遂形态的存在。也即是说，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危险犯实际上是犯罪未遂。因为“事实上，在危险犯中，行为人的目的决不仅仅是造成某种危险，而是为了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当没有造成危害结果，仅仅出现某种危险时，行为人实际上是未得逞，即没有达到目的”。[8]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与结果犯一样，既有既遂形态，也有未遂形态。有论者在坚持法定危险状态作为危险犯既遂标准的基础上指出，危险犯中的犯罪行为着手与危险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二者之间总会或长或短地有段距离。那么，在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构成危险犯的未遂。[9]也有论者则质疑法定危险状态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认为只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因此，在危险状态出现后虽已经成立危险犯，而是危险犯的既遂还是未遂，则应当遵从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既遂特征的规定，即看行为人是否得逞。[10]还有学者认为，危险犯的未遂形态既可能存在实行行为尚未终结之时，也可以存在实行行为已经终结但欠缺客观危险之时，因此，“未遂之状态，不以结果犯为限，即形式犯亦非无成立未遂形态之可能。”[11]
（二）对否定说及折中说的质疑
否定说之所以不承认危险犯有未遂形态，一种理论进路是认为危险犯的本质就是未遂犯，只不过是法律将这种未遂拟制为既遂，因此是一种特殊的法定的既遂犯，而本质上的未遂犯自然不可能存在未遂之未遂形态；另一种进路则是认为危险状态不仅是危险犯的犯罪成立要件，而且也是既遂标准。按照这种逻辑，危险犯的成立与既遂的时间点具有同一性，自然没有成立未遂的余地。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进路均过于武断，有待商榷。
首先，危险犯在法益侵害的方式上区别于实害犯，前者行为方式具有对法益造成实害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现实的法益侵害；而后者则对于法益已经造成现实的损害。对于危险犯而言，发生了特定的危险状态相当于实害犯中出现了法定的法益实际损害，对于立法者设定危险犯条款所追求的法益保护目的，在价值评判上具有等价性。具体而言，立法者设置危险犯构成要件，其追求的并非是对特定的、具体的、明确的法益进行直接保护，而是将保护现实法益刑法规范予以前置，以求减少或控制可能的对现实法益的危险，而这种前置则需要法益的抽象化与群体性。进一步而言，危险犯立法的最终目标是减少个体法益现实受损的可能性，只不过这里的“个体”无法量定和明确，只能归属于超个人法益范畴，只要实现了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就已经达到立法者设置危险犯规范的目的。因此，危险犯设置实质上是对实害犯所侵害的法益的提前、概括保护，而这种保护方式则催生了一种基本独立的法益形式—超个人法益。既遂标准的设定在根本上与法益保护互为表里，危险状态的出现一方面是个人法益的危险，这种对个人法益的危险无法量定，另一方面则是对超个人法益的现实损害。因此，从保护法益的角度来说，危险状态应当属于危险犯的既遂标准，这种既遂并非部分否定说论者所认定的法定的既遂，而是事实上、本质上的既遂。以我国刑法中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为例，按照否定说的第一种进路，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属于何种犯罪的未遂形态呢？倘若行为人主观上只具有一种持有的故意，则不可能推断其为哪种犯罪的未遂，进而言之，即使行为人持有枪支是为了择机杀害特定他人，在持有状态被发现时，只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预备，而不可能是未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