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规范的设置，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财经、体育等新闻一样，法治新闻是一种专业新闻，和财经、体育等新闻不一样的是，法治新闻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和法律风险。在报道一件记者“看不懂”的司法判决新闻时，法治新闻不可以像报道足球新闻那样，给裁判戴上“黑哨桂冠”的帽子。在报道一审、二审差别不小的判决时，法治新闻也不可以像报道财经新闻那样，指责朝令夕改的金融部门“昏招迭出”。司法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许多国家，对法治新闻报道有许多特殊的规则。例如，英国1981年的《禁止藐视法庭法》，就对媒体的司法报道做出了严格责任限制。这些限制具体而又严格，如其第11节规定：“法院进行诉讼期间，在法院要求对相关人员的姓名或其他事项予以保密的任何场合下，只要法院认为它这样做是必要的，就可以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对与相关诉讼有关的姓名或事项予以公开”。[5]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法治环境与英国差别很大，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类似的条款。但是，这些规制指引的方向是更加专业的报道水平，更加精细化的法治社会。而提高法治新闻质量，践行法治精神，既是社会对媒体提出的十分迫切的要求，也是媒体自身现实的诉求。
三、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亟待规范
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是法治新闻本身的刺激性、离奇性和对血腥的追逐，以期获得更大的销售量、点击率，进而为媒体获取更多的利益，还是弘扬法治精神，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并最终使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普泽恩惠，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这一点的不同认识，对究竟如何写报道，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谈及如何写《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时，说到孙志刚事件可以有很多写法，有记者认为，是否可以选择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或非常细致的镜头加以再现。作者陈峰说，孙志刚家人当时告诉他，孙志刚一定是被打死的。此文也可以写成：大学生暴死街头。但他认为，这样不够严肃。他更倾向于把各种有主观色彩的东西清除出去，还原新闻本来的力量和影响。[6]《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此作品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达到此类报道最完美的效果，成为此类报道中经典的代表。但在实际报道中；此类经典出现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实际报道中，屡屡出现的各种不规范和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现象表明，相关报道的规范亟待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