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宪法对基本权利设定具体限制以形成相对保留的，基本上都是对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保障。有的详细规定了拘留或逮捕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所需要的手续、时间上的限制、告知理由、准予抗辩、必须通知当事人的亲属或好友等，如德国基本法（1949）第104条第3款；有的只规定了决定机关、时间限制、说明理由，如冰岛宪法（1944）第65条第1款；还有的则仅规定了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如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第2款。另外，意大利宪法（1947）第21条第4款、马耳他宪法（1961）第42节第4条对于查封报刊规定了具体限制，如应于查封后24小时内报告管辖法庭。
三、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价值诉求
制宪者设置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的价值诉求何在？依笔者浅识，暂且举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权利神圣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规范首先闪烁着权利神圣的光芒。它强调人的某些自由权绝对不可剥夺；有的自由权若需限制，也只能给予最小限度的限制。宪法是张扬权利神圣观念的最高法律文件，其具体制度之一就是利用宪法保留来约束立法权。哈耶克指出，对立法权的限制，就意味着承认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承认不可侵犯的人权。[14]历史上，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智者们率先提出了自然权利及其不可让渡的学说。按照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人们加入政治社会时所放弃的只是根据自然法的裁判权和处罚权，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并未让渡。[15]就连认为社会契约的“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的卢梭，也不得不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他说：“我们承认，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去的自己的一切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16]1776年6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1条宣告：“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之加以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与获得。”[17]在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 v. Topeka（储蓄信贷公司诉托皮卡）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在任何自由的政府下，人民都拥有……一些不受国家控制的权利。”[18]尽管人们在究竟哪些权利不可让渡的问题上见仁见智，但某些基本的自由权不可让渡的思想代代相传，成为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个人的某些权利是如此基本，因而不应受到公共权力的侵犯，即使是以法律的形式。”[19]订立社会契约时人民不愿让渡的权利，就是组建国家后政府不得剥夺的权利--这在宪法中就是对某些自由权予以绝对保留；还有些自由权尽管因公益需要而得予限制，但由于这些权利太过重要，只能给予最小限度的限制，所以不能授权未来的法律去规定如何限制，而要在宪法中就确定下来、规定清楚，以使人民免受立法专横之害--这在宪法中就是对某些自由权的限制予以保留（相对保留）。相反，若不承认有些权利乃国家不得侵犯或不得多加限制，宪法保留制度就无容身之地。
（二）权利先在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规范蕴含着权利先于宪法和法律的理念。宪法不是国家赋予人民权利之法，而是人民授予国家权力之法。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涵义不是赋予人民若干权利，而是给政府划出一块雷池禁区。戴雪曾言：“个人的权利与其为宪法运行的结果，毋宁称为宪法成立的根据。”[20]亨金教授说：“个人权利先于宪法，先于政府的建立而存在。……宪法并不赋予权利，它只是保护个人事先存在并保留的权利。”[21]法律乃国家权力所生，既然权利先于宪法、先于国家，当然也就先于法律。不仅英美法学家，我国法学家也认为权利先于宪法、法律，例如张友渔先生指出：人身、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固然不是什么天赋人权，但却是民主政权树立的同时就存在的东西。只要是在民主政权之下，人民就当然享有这种自由权利，法律只不过是承认既存的事实，决不是凭空创出自由权利，而赋予人民”。[22]肖蔚云先生也说：“权利先于宪法，法律最早的功用就是认可权利。”[23]因为权利先于宪法，所以宪法对于权利的列举就只是强调和保障；而列举总是有限的，故又设置“剩余权利条款”（一种默示的宪法保留[24]）来保障未被列举的权利。因为权利先于法律，为了避免法律剥夺或过分限制某些权利，就要在宪法中设置明示的绝对保留和权利限制的保留。[25]相反，若认为权利乃宪法所赐，则不可能承认人民的剩余权利。若认为权利乃法律所赋，宪法就没有必要禁止立法剥夺或进一步限制权利。如果说“权利神圣”只是人权保障的道德理由，“权利先在”则是人权保障的逻辑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