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