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国家的权力究竟来自何处？

　　答案只能是来自于创建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下文也称公民或人民）的赋予。从人创造国家的功利动机和目的可以看出，国家仅是为全体公民谋取福利的工具。人们创造国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统治自己的主人，而是为了寻找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仆人。因此国家除了来自全体公民赋予的权力以外，它自己没有也不会产生任何权力。全体公民赋予国家的权力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国家权力来源的唯一性。国家的权力来自全体公民的赋予。没有全体公民的赋予，国家没有任何权力，除了全体公民，其他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会产生国家权力。第二，国家权力的功利性。国家权力的目的就是为全体公民谋求最大福利。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家权力的功利目的是永恒不变的。其它任何为谋取个人和一部分人的福利的权力都不是国家的权力。因此，是否谋求全体公民最大福利就成为衡量国家权力是否正义的标准。凡是谋取全体公民最大福利的国家权力就是正义的，凡是谋取个人和一部分人福利的国家权力就是不正义的。所以国家运用权力谋求全体公民最大福利的功利动机和目的也称为国家理性。第三，国家权力内容的明确性。由于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国家权力越大，意味着全体公民的义务就越多或者说全体公民越不自由。因此，全体公民在赋予国家权力时，总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总是采用明确、列举式的语言，决不采用模糊、概括式的语言，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的这个特征主要是通过宪法表现出来。第四，国家权力内容的扩展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公民需要国家权力介入的领域不断扩大，需要国家权力管辖的项目不断细化。因此，全体公民赋予国家权力的内容呈现扩大增多的趋势。但是，国家权力的每一次扩展都必须来自全体公民的赋予。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的这个特征主要通过宪法修正案表现出来。第五，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特征，对于引发冲突的行为人实施制裁。表现为强制返还财产，限制甚至剥夺人身自由和生命。第六，国家权力的权威性。由于国家权力来自全体公民的赋予，是一种个体力量的集合，其力量之大，其威力之猛是任何个人之力无法比拟的。因此，国家权力能够保障任何一位公民的安全和利益，能够惩罚任何一位引发冲突的行为人，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震撼力。

　　下面再谈一下国家权力的内容和国家机关的权力制衡。

　　根据国家事务性质的不同，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正和废止法律的权力。行政权就是执行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就是惩罚犯罪和裁决讼争的权力。但无论那一种权力都是国家权力，都来自全体公民的赋予，都以谋求全体公民的最大福利为唯一目的。因此，并不存在哪一种权力大和小的问题，都是平等的国家权力。如果说这三种权力存在差别，也只是由于分管事务的不同罢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命令和服从及管辖和被管辖的关系。因此，历史上洛克主张：“立法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力。”（24）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只有当这三种权力彼此平等，才产生相互制衡问题，否则一种权力属于支配地位，其他的权力处于被支配地位，相互制衡岂不是一句空谈？

　　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相对应，建立起立法机关（国会或议会）、行政机关（政府）和司法机关（法院），分别行使上述三种权力，这样国家就从全体公民的一个精神产品（思想）转化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这个政治实体中，三种国家机关 都是由人来开展工作的，由于人性——自私利己的作用和三种权力本身的特点，国家机关要履行为全体公民谋求最大福利的使命，它们之间的制衡就成为必要的了。因为自私利己的人性能驱使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遵循自我利益和自我贪婪的原则行事，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公务员）由于自我利益的膨胀，必然导致国家机关的腐化以及公务员对公民的奴役，因此惟有国家机关之间的制衡，才能是国家成为谋求全体公民最大福利的工具，才能实现国家的价值。那么如何实现国家机关之间的制衡呢？首先，保持各个国家机关的独立性，即人员、财政、权力等各方面的独立。因为不独立，有效的制衡就无法实现。例如，如果议员就是执行官，那就至少不能指望这个议员能有效监督自己的行政活动；如果法官的命运和福利掌握在行政官员的手中，那也就不能指望法官能有效地保证行政法治。其次，三种国家机关的权力不是绝对地隔离分治，而是存在着局部混合，“只要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就并不排除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此种局部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但并非不当，而且对于各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甚至还是必要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