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诉讼欺诈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主要客体的性质决定了诉讼欺诈不应定性为诈骗罪，而应入妨害司法罪的范畴，但由于现行刑法在妨害司法罪中关于惩治诉讼欺诈的缺位，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保障人权的考虑，对此种行为只能作无罪处理。行为人实施的诉讼欺诈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所构成的其他犯罪定罪处罚。[iii]

　　第三，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看也不应用仅凭数额定罪量刑的普通的诈骗罪来处理。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诈骗罪要求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而对诈骗未遂的一般不以犯罪处理可见，若将诉讼欺诈定性为诈骗罪，相对于行为人猖獗的犯罪行为，法律的惩治显得软弱无力，非但不能达到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反而会使行为人心存侥幸，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更加有恃无恐。

　　（二）诉讼欺诈行为也不应定为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方法，勒索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的着重点在于对受害人的精神强制，如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相威胁等，即受害人交出财物是基于法外力量的威胁，而且该威胁是违法的，而不是人民法院审判和强制执行力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敲诈勒索的威胁方式并不是直接强行占有财物或利用他人强行占有财物，而是基于内心的恐惧“自愿”交出财物，否则就是抢劫行为。诉讼欺诈却是利用了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编造假象强行由法院执行到他人财物然后交与行为人，这与敲诈勒索理论在侵害的法益和客观方面等均有本质区别，该观点的偏差在与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强制执行力看作对财物所有人的威胁，而没有看到诉讼欺诈的得逞往往在于人民法院公开的执行行为，该行为并没有对被害人造成恐惧心理，自愿交出财物，而是其背后的国家强制执行权以及执行行为。持该说的观点基础着眼于用间接正犯的理论来解释，但间接正犯区别与实行犯的仅在于利用行为，除此之外的要件必须符合该犯罪构成，否则会导致违反罪行法定原则。

　　综上，对于诉讼欺诈行为，因为其侵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即使人民法院发现错误后对此进行了纠正，对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声誉的损害却是无法估量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远比普通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的危害大的多，对其仅给予司法拘留、罚款或依其行为所触犯的罪处罚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以单独定罪，以诉讼欺诈行为而导致人民法院判决的得出作为犯罪的既遂，而意图诈骗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鉴于该类行为侵害客体的双重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该罪的法定刑也应比诈骗罪或伪造证据罪处罚的法定刑略重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