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独特问题：家庭革命才有自由中国
如果说，奥金对所谓“无性社会”的倡导出于她的盲目和浅薄，那么，现代中国初期的家庭革命又作何解释呢？鲁迅和胡适竟然对西方二流的剧作家易卜生那么痴迷，难道最优秀的中国思想家的思想高度真的只达到了奥金的水平吗？
虽然早有严复等人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并且已经发生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现代中国系统的思想启蒙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才真正形成规模，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礼教的批判。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并没有像奥金那样，认为应该把社会契约的逻辑运用到家庭之中，因为严复介绍过的契约论思想既没有得到思想界的普遍接受，更没有在社会政治中变成现实。所以，这里的逻辑和奥金那里完全不同。家庭革命不是普遍的现代革命的一个继续，而恰恰是它的真正开端。虽然平等、自由同样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但现代中国破题的方式却和西方完全不同，随后所做的文章自然也不可能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既不谈原罪，也不讲自然法，现代的思想革命不可能从这些方面入手，也就不可能以社会契约和人法来适应和抑制人性的弱点。不过，中国讲礼教，而礼教的核心是家庭伦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无论传教士的洋教传播、洋务派的经济发展、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革命派的三民主义，还是严复等人的种种西方思潮，最多只能算是中国现代性的序曲，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真正开端，而只有家庭伦理的讨论才意味着现代思想的全面到来。
因此，如果从负面的角度说，无论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乃至取消帝制，都不像颠覆家庭礼教那样，标志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出现；从正面的角度说，无论兴办工厂、建立学校，创制议会，还是构造共和，都不像改革家庭那样，标志着自由中国的真正破晓。对家庭的改造，触及的乃是礼乐文明的内核。
中国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异族的入侵、诸侯的割据、异端的繁盛，但任何时代的礼崩乐坏都只是局部的、短暂的，甚至虚假的。政局的混乱、道德的凌迟，乃至佛老二氏的兴起，从未动摇礼乐文明的根本框架；但现代中国面临的不是一般的混乱、分裂，抑或道德堕落，而是彻底的文明蜕变。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决定性的现代转换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其他领域，而是发生在家庭礼教中？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靠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西方宗教实现自己的自由，而必须在家庭生活中培养自由中国的源头？这或许正意味着，家庭伦理作为中国文明的命脉所系，至今仍然是建构新式生活理想的发轫之地。即新文化运动对家庭伦理的全面批判，并不意味着家庭从此不再重要，反而恰恰说明，家庭仍然是现代中国文明的思考起点。现代中国人在接受了浪漫爱情、婚姻自由、核心家庭的理念之后，也逐渐理解民主政治、自由贸易、国际和平的真正含义。这才是中国现代性这篇大文章的入题之笔。所以，当家庭革命的声音席卷了整个中国的时候，自由中国的底色就已经呈现在了世界的面前，不过，这也仅仅是底色而已，其中的精微与宏大，我们还远未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