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律师实在太少了，专职从事律师的人根本不够用，就选择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担任兼职律师。陈光中是北京政法学院老师，便在这种情况下拿到了律师证，成为一名兼职律师，在教学之余，代理过几宗案件。
虽然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但陈光中还记得自己代理过的一个案子的大致情形。
那个案子是在西城区法院开庭审判的。陈光中在案件的辩护过程中，运用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一些非常前沿的刑事诉讼理念，辩护非常到位，甚至赢得了旁听人员的赞同。不过，案子最后的结果现在已经无法再回忆起来。
“我代理的案子很少，时间也很短，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让我深刻体会到辩护制度的重要性。”陈光中告诉记者，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以辩护制度为主题。
1955年第2期的《政法研究》(当时政法界唯一的国家级期刊)刊发了陈光中的《苏联的辩护制度》，文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辩护制度，并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辩护制度的根基。
“辩护制度已经在法律上明确提出要建立，但实施的过程中有很多阻力，特别是‘替坏人说话’的形象就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包括普通百姓和政府官员。我写这篇文章，更多的是帮助我们的干部来正确认识辩护制度。”谈及当时的文章，陈光中仍觉得很有价值。
那两年律师制度发展得很快，有一项统计显示，到1957年初，全国建立起来的律师协会已有19个，法律顾问处817个，专职、兼职律师近3000人。
为律师制度重建“模拟辩护”
然而，从1954年正式建立后不到三年，中国律师制度便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当中夭折了。
同不少法学界的知识分子一样，陈光中由于一些观点和言论而在“反右”中受到了批判，他的兼职律师生活就此中断。
陈光中被下放劳动，并被强制调离政治性强的法律业务教研室，去搞中国法制史和中国通史。后来他与人合写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成为了这个领域里的扛鼎之作。
在“反右”当中，许多律师因为不同的理由被划为“右派”。但这个时候辩护制度并没有马上被取消，在个别有需要的案件中，还会让律师出现在法庭上。
出于这种需要被保留下来的律师不多，据说北京有四位，马荣杰是其中一位。他也幸运地成为了在辩护制度建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连续担任12年律师的人。“但总体上说，律师制度在这个时期，已经名存实亡了。”回忆历史，陈光中不无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