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颁行的临时性法规《大明令·刑令》中，明确规定：“凡杀人偿命者，征烧埋银一十两。不偿者，征银二十两。应偿命而遇赦原者，亦追二十两。同谋下手人，验数均征，给付死者家属。”这也是元朝烧埋银制度的核心内容。《大明令》除了把烧埋银数量从五十两减为十两外，文字与元律几无歧异。可以说，明初完全继承了元朝烧埋银制度。

　　但是，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是以汉唐为宗。而汉唐以来的法律均奉行“罚则不科，科则不罚”的刑罚思想。这就与烧埋银注重人命赔偿的用意相冲突。所以，朱虽然主张“重典治国”，却并不赞成“科罚并用”（科罪之外加征烧埋银），只是单纯采取重刑，以打击犯罪。表现在法律上，洪武末年颁布的《大明律》里，征收烧埋银的杀人犯罪仅限于个别情有可原的情况，如弓箭杀人、威逼人致死等。而元朝法律里征收烧埋银的故杀、斗杀、误杀等罪都被删除了。《大明律》新增的罪名“威逼人致死”，指“凡因事（户婚、田土、钱债之类）威逼人致（自尽）死者”。[20] 这无疑有其现实意义，但它远远不能涵盖所删去的各种人命案情形。而且，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罪名，在司法上操作性不强，有“情重律轻”之弊。[21]与元律广泛的征收范围相比，明朝烧埋银范围缩小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缩小，也表明了明朝烧埋银的用意正发生变化，从主要对苦主的赔偿，转为主要对罪犯的刑事惩罚了。

　　但这种情况到明朝中期又小有改变。在孝宗修订《问刑条例》时，一个重大修改就是重新起用上述《大明令》烧埋银的规定。但是，只限于后半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明律》“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所附条例之一：“应该偿命罪囚遇蒙赦宥，具照《大明令》，追银二十两，给付被杀家属。如果十分贫难者，量追一半。”

　　此次修改主要是为补救当时片面赦宥造成的问题。因为明朝中期以后，热审、寒审逐渐成为定制，死囚得以减死者甚多。皇帝也经常会为登基、生辰、太后寿诞以及灾荒等赦免死囚。为了安慰被害人，遂恢复了追征烧埋银的规定。

　　对此，弘治元年（1488年）一名监察御史的上疏可以为证：“近奉诏赦，斗殴杀人者也在宥中。《大明令》应偿命而遇赦原者，犹追银二十两，给付死者之家。今辄释之，则此虽蒙更生之恩，而与死者独薄。请如令行之。斯情法两尽矣。”[22]

　　《中国法制通史》作者认为，此处的修改使《大明令》烧埋银条原来的立法用意大打折扣。[23]其实，立法用意在《大明律》里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这一次的修改实际还有进步的地方。

　　适应上述改动，《问刑条例》在《大明律》“给没赃物”条增加规定：如果“埋葬银监追一年之上，勘实全无家产变卖者，具照本犯原拟发落”。

　　（三）清代

　　清朝入关之初，由于战事紧张，暂以《大明律》断案。随后出台的《大清律》基本上是《大明律》的复制品。有关烧埋银制度的内容自然也是全盘吸收。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烧埋银制度也有一些变化和细化。

　　清朝为了防止汉化，保持满洲骑射的习俗，经常在关外举行围猎。围场内射兽兵丁因射兽而伤平人致死的情况很多。“刑律于此事向无专条”，围场依照兵部“畋猎例”的规定，“伤人者分别鞭责，追银给付被射之家”；因而致死者，仅追银两，鞭一百。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一名蒙古兵被伤致死。乾隆帝认为：围场射猎，弓箭是本分之事，失手不可饶恕。蒙古兵因伤而死，“其情甚为可悯”，“而射人之护军，情罪较重”。“人命攸关，岂可仅以罚责完结？”命“比较拳棒戏杀例”，“以斗杀伤拟绞”。[24] 随后，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军机大臣就此类杀伤案件详议奏准：被害人是平人的，按照“比较拳棒戏杀例”，“拟绞监候，仍追银给付死者之家”；“如系前锋、护军、亲军、领催及甲兵等，追给银一百两；系跟役，追给银五十两。”若伤而未死，鞭责征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