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的浩劫，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已相当有限，因而需要倍加珍惜，而资源分布又呈现出显著的地区不均衡，并和国家长期形成的发展布局差异很大。
中国自然版图的大致特征是东部人口和财富密集，西部则人口稀疏但是资源丰富。中国目前80%的财富和生产能力集中在东部沿海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人均一亩耕地，因为工农业发展而过度利用，地下水超采，土壤河流污染，已经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现在耕地每年减少500万亩，人增地减的趋势将持续下去，预计到21世纪中期需要增加粮食5000亿斤。要维持可持续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向西部移民、引水引资，开发大片新工业区和农业丰产区。 西南地区有全国90%的水能资源，开发却不到10%。大量油、气、煤、金属、矿石蕴藏在西部，加工业却集中在东部，从而形成了西气东送、西电东输的局面，西人也大量东流。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使发达地区人口超载，而且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人为增加了建设成本。近年来，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部发展战略，说明人口和资源配置问题已经引起高层重视。但是政府主导的发展策略毕竟是计划经济的遗产，对于中西部的有效开发只能发挥相当有限的作用。要让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源源不绝地吸引资金和人才，只有依靠足以驾驭人的动机、激发人的潜能、控制人的欲望的制度。
既然如此，中国的制度版图又是如何的呢？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牢固的集权传统延绵不断，除了内乱和分裂之外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1949年之后，中央集权通过政党组织控制和土地及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大大强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促进全国的均衡发展，反而造成并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均衡，尤其是长期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为割裂了原本连续的自然版图。虽然中央和地方关系也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动，但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都带有太多的人治色彩，严重欠缺法治及其理性基础。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制度上的高度集权必然导致个人集权，从而使中央和地方关系沦落为一种政治的而非法律的关系，甚至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然放权一般被认为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法治化的情况下，从集权到放权的政策调整往往很容易出问题。事实上，“大跃进”和“信阳事件”都是在放权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灾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放权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只是性质没有那么严重而已。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仍然生活在长期形成的集权传统之中，仍然没有学会如何通过法律去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尽管如此，人类历史并不是一辆失控的列车，没有目的、任由惯性地行进下去，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没有必要简单复制过去的历史。毕竟，制度是人凭借理性而创造和维持的；更何况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现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些都要求我们深入反思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设计新的制度化解层出不穷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由于法治化严重不足，中国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面临着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信阳事件”的范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央集权固然可能导致中央专横、产生不适合地方的“一刀切”政策甚至迫使地方政府破产，但是更多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弊端更体现为一种欠缺和无能。尤其是在中央政府自身的实际能力有限的时候，继续坚持中央集权只能阻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建设，导致中央和地方权限模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乃至地方腐败成为无法根治的毒瘤。最根本的是，中央集权将继续维持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人治传统，而在法治化缺位的环境下，形形色色的实际和理论问题就成了难解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