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提起程千帆，可能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当右派做了十几年放牛阿翁的经历；但说到谢怀栻，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再说起杨兆龙，怕即使法律学子也未必有几人识之。

　　而杨氏曾是《联合国宪章》的中文译者，国民党的最高检察长，国际法院1948年公选出来的杰出法学家（其时的谢先生，还不过是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个毕业生，司法考试第一名而已）。这其中任何一项，可能都是今天所有中国法学家梦寐以求却可望不可即的地位和荣誉。

　　但就是这样一位博学正直的法学家，却因为不能回答工农兵“你当这么大的官，为什么要留下来”的问题，而一直遭到歧视和压抑，直至投进监狱迫害致死。

　　在参加谢先生的纪念会时，我总不时想起这位杨兆龙先生。在《谬论》里，杨的文章最多，共有六篇（大多右派只有两篇，如谢先生），其中还包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在我看来，杨的言论也是右派里水平最高的。他对法律继承性和阶级性的意见，直戳法律“阶级意志论”的死穴。所以，虽然发表于1956年，仍旧拉进来做反面教材。而举凡司法改革、国家立法、法律教育、党与非党之间等右派鸣放的重点话题，杨都涉及到了。与其他法学家比较，他的意见明显高出一筹，最有系统，而且讲得“头头是道”，最有攻击力。这和他在国民党时候的崇高地位无疑是很相称的。这也就难怪王铁崖、倪征日奥等先生，要一再嘱咐“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的编辑：“一定不要忘记杨兆龙！”以二老之名望，对一个早已死去的人说“不要忘记”且冠之以“一定”，其重要不难想见。我还猜想，王、倪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应该带着很深的遗憾和悲哀。所谓天妒英才，其中蕴涵的辛酸和血泪，又岂是外人所能道哉。

　　谢先生晚年对右派经历的看法一直很平和（这从谢先生写的《“以政策代法律”怎么成了右派言论》和《毕业六十年》可以看出来）。我想，这是否与他晚年有很好的机会得以一展身手有很大关系？虽然曾经磨难，但终究让自己的价值有所实现，对国家也有所贡献。这也可以用“苦尽甘来”安慰一下自己和历史吧。

　　但是杨兆龙给这个世界只留下了一本才四十万字的文选。而按照他在解放前法学界冠绝群伦的学识和地位，他本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如今，这些列号“政法界右派”的先生们差不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历史学家想做口述史亦不可得也。而我们的民族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忘记：我们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才换来今天这样一个可以自由思考和说话的“走向权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