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城市立法是前提

　　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对一个国家来说，取决于国家立法；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则取决于地方立法。城市营销的法制环境，首先依赖于城市的地方立法，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竞争城市的最直接的法制因素。相对于适用于全国范围的一般法，地方立法属于特别法。地方立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具体性和时效性，是在一定时期专门调整和规范特定地方、特定事项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地方立法完善与否，是判断城市法制健全与否的直接依据。就城市营销的法律制度环境而言，如果地方立法不完善，无法提供城市营销的法制环境，营销参与者的权利无法充分保障，就难以在城市营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保持持久的吸引力。

　　从城市营销的角度观察，完善的城市立法，应从城市营销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好诸多环节的立法工作。其中，从城市营销的竞争性上看，最为核心的就是确认营销参与者的地位，保障营销参与者的权利，让参与者在城市营销过程中时刻拥有充分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感”。一方面，城市营销参与者的“主体意识”，着眼于城市营销主体和交易对方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城市营销的主体确立及其职责定位。在国际上，城市营销的主体通常是一个由政府各部门、企业和社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Place Marketing Committee），负责制定城市的营销战略，整合协调各个产业和社会部门的城市营销投资，辅导和教育执行部门等。该委员会作为城市营销的主体，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需要打破城市行政系统的条块分割的格局。在我国，城市营销尽管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尚不成熟，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缺乏全面的战略和统一的营销主体。专门的城市营销机构尚未建立，很多部门都参与城市营销，如旅游局专门面向游客营销、招商局专门面向投资人营销等。不仅缺乏统一的城市营销主体，而且政府在城市营销中主体定位不当，干预过多，把过多的资源直接用于城市营销，从而导致城市营销的主体结构不科学。事实上，城市营销的主角应是企业和居民，政府只能是配角，负责为企业营销城市提供便利。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作为城市营销的间接参与者，应在企业不宜介入的公共产品上发挥补充作用。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在国家统一立法条件尚不具备之前，地方立法或政策制定应确立城市营销的主体，涵盖其机构设立、性质和地位、职责和权限等必要内容。

　　另一方面，城市营销参与者的“权利感”，着眼于城市营销主体和交易对方的权利确认，尤其是城市营销交易对方的权利保障。城市营销的交易对象即目标客户具有多样性，包括企业投资人、金融投资人、商业运营者、品牌拥有者、游客消费者及各类人才等。现代城市营销中，这些目标客户不仅关注城市的物质资源优势，也在乎城市的人文环境状况。城市营销说到底就是形象的营销，城市的形象来源于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形象理论专家曼纽尔.赫斯特在其名著《认同的力量》中说“形象就是权力”，其中，营销交易对方的“权利感”即是一项重要的判断标准。在城市营销的参与者权益保障方面，如消费者权益、投资者权益、劳动者权益等环节，地方有权立法机关有充分的空间制定或完善相关法规和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