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鲁律师应邀参加广州市人大在2009年7月17日举办的“有关我市《律师法》贯彻落实调研工作律师代表座谈会”的主题发言提纲）

　　被誉为剑指律师执业“三难”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正式实施一年多，尽管新法第33条对律师的会见权赋予更加实在的内容，但是，立法上赋予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改变实践中律师会见面临的困境。

　　一、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的限制

　　尽管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三证”，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要走“老一套”程序，即使“三证”齐全一样会受到阻拦。阻拦的理由通常是，“不知道办案单位是否需要派员在场，需要请示”或者“还没有接到上级按照新规定执行的通知”。因此，律师只能向办案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材料，在获得办案机关的批准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种现象在广州地区还是比较普遍的。

　　此外，律师在向办案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材料后，也曾出现一些办案机关以办案人员忙等原因，拒绝律师会见或拖延会见时间。

　　二、侦查机关在会见过程中对律师的种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