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由于我国普遍实现了电子化股票及其集中托管、集中竞价和转账过户的交易方式。故而在技术上最后排除了企业自发的通过柜台交易市场（OTC）来交易股票的可能性。除了大宗收购非流通股票之外，所有上市股票只能在“场内”交易。[39]

　　（二）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现有本身的监管不够有效

　　在这样的一种垄断格局下，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也不出意外的监管不足。尽管如今证券交易所已经在名义上拥有了不少监管权[40] ，特别是审核公司上市的权利（《证券法》第48条），但在中国股票公开发行和上市强制联动的制度框架下，证监会已经核准公开发行的股票，是不可能被证券交易所拒绝上市的。“上市协议的签订对交易所和上市公司都是一种义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41]

　　而交易所对公司的日常监管权，则大多是比较柔性的道义劝说、质询、谴责等，约束性相对不足。比如公开批评算是当前一种比较严厉的手段，但在上市公司高管做几年就换任的情况下，收效甚微。[42]

　　故而，在交易所由官方兴办、所有权归于官方、由官方行政管理[43] 的情况下，不仅学者认为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权只是源于政府的让渡和授予[44] ，市场投资者也不会把信心和依赖放在交易所身上。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当市场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舆论都是直指证监会，而很少人会考虑交易所应当承担的职责。

　　面对如此疲弱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者不禁感言：“一旦另类交易市场重新开放，它赶上甚至超过上交所目前的服务水平在技术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现有监管体制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遏制了另类交易市场，但这样的代价是国民经济无法长期承受的。首先，至今还有大量所谓历史问题股票无法流通，投资者、发行人因而蒙受惨重的经济损失[45] ；其次，现有的发行制度实际上是只允许那些具有上市条件的公司发行股票，而现有的上市条件又是有利于本来应在竞争中淘汰的国企或者给那些已经成功的企业锦上添花。真正具有发展前景而需要资金的新兴企业既不能发行可以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也不能发行可以在另类市场交易的股票，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融资机会。封杀另类交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力。” [46]

　　（三）境内交易所竞争可以产生对境外上市的替代效应

　　如果境内多个交易场所之间通过竞争，产生优良的国内监管环境，还可以对当前诸多优质企业境外上市的风潮有所替代。实际上，境外上市的机理与交易所竞争类似，即企业出于自利目的，而愿意在信誉较好的交易所上市，从而获得更好的流动性、名誉附加值等。但境外上市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优质上市资源的外流，对一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种损失，而如果在境内能够通过多个交易所良性竞争来获得境外上市的种种类似正面效应，则能够避免这种损失。

　　可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国内证券交易所发展近二十年，公认境况不如人意之时，境外上市成为了一种常规选择而被人接受，并进而出现了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总市值一度超过国内沪深股市市值的局面。而“墙里花不香”的一个原因正是国内交易所的竞争被刻意打消了。

　　2008年8月1日，中国《反垄断法》实施，虽然该法目前似乎还不直接适用于交易所，但却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大氛围的一个有力信号。毕竟，让市场更富于竞争性的运作，总是有效配置资源的一个良策。何况这种方式不需要政府专门投入，只是让自我逐利的市场主体自主行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如果运作有效，政府失去的，可能只是监管的成本。

　　五、中国证券交易所在竞争与监管上应有的定位

　　（一）重现中国证券交易所竞争性的路径选择

　　业界早有让两个交易所进行竞争的呼声。[47] 而要重建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性，并非一定要用建立新的证券交易所等较为成本高昂、政治上也不太可行的措施才可行。当市场内已经存在着不止一个实体时，打破垄断便不无可能。

　　例如，目前两个交易所各自对口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上海和深圳分公司，方流芳教授据此指出：如果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之间建立类似美国的“市场串联系统”（Inter-market Trading System， ITS，是纽约交易所连接美国其他9家交易市场的电子通讯网络，其会员券商凭借ITS和美国其他交易市场的券商联络），则券商即使继续在两个交易所分别租用入场通道，两个交易所之间也会在服务方面进行激烈竞争。而如果只设单一的登记结算公司，则一个公司的股票就可以同时在两个交易所上市，券商只需要向一个交易所租用入场通道，从而引发两个交易所之间的竞争。[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