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技术手段层面讲，政府监管也存在监管成本高、手段刚性化和反应迟缓等问题。过于频繁的运用会影响市场运作的效率和活力。

　　而交易所处于市场一线，反应相对迅速，往往能在早期觉察问题，并及时解决。这种灵活性能使市场风险和潜在危机尽早得到缓解。交易所也可在法律之外施加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守的行业标准，[17] 简言之，证券交易所监管在三个方面要优于政府：（1）灵活性；（2）专业化；（3）低成本。[18]

　　另外，交易所还可以致力于提升市场机构的专业技能，并合情合理的让市场参与者为其作为市场机构的监管提供投入。[19]

　　尽管有学者认为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容易导致竞相降低监管要求（race to bottom）[20] ，但这不仅与我们已然感受到的经验事实相反，而且鉴于公司会在市场压力下存在着诸多自愿的信息披露（如有研究表明，在强制推行信息披露的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通过之前，市场上已经存在着大量自愿披露，所以该法案的实施甚至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没有可测量到的正面影响[21] ），所以人们可以相信允许监管竞争的最差结果也只是导致各方竞相折中（race to the middle）[22] ，甚至是使得交易所竞相提高监管水平（race to top）。[23]

　　总之，交易所监管具有独到的作用，甚至较政府监管具有不少优势。一味地试图加强政府监管，不仅不能替代交易所监管的作用，还会产生如下问题。

　　（二）过于集中的一元化政府监管不利于恰当充分的监管

　　从监管者角度看，一个统一的政府监管部门往往因为不存在竞争压力而缺乏改进和提供监管水平的动力。即使一向被认为领先全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垄断式”的、需要打破，其还建言一种强调竞争性的证券监管模式。[24] 实证研究也揭示，即使在发达国家，政府监管占主导的国家反而要比交易所这样的市场监管者权力较大的国家的执法力度（例如执法数、执法预算投入）来得小。[25]

　　此外，政府监管权力过大，意味着巨大的寻租空间，这可能会带来很多腐败。[26] 一项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证监部门的腐败程度被公认远超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而其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监管机构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27]

　　而从市场角度看，单纯倚重于政府监管，会使得证券监管缺乏层次，市场发展的任务和市场风险的隐患就集中于政府监管机构；在某些环节也容易出现监管真空。[28]

　　（三）中国特别存在着政府监管权力过大和实际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我国的证券监管者虽然具有对各个环节的证券事务的较为广泛的规则制定权、执行权和对各类证券市场主体的监督权。但实际上长期并不曾充分严格公平的履监管职责。具体表现在：

　　1、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偏软

　　中国的证券监管时常受到宏观调控目的影响（如“救市”的政策性考虑），国资背景的被监管者（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也对监管者有着较大的游说说情能力，甚至有的还与大权在握的监管者形成非法利益同盟。（如中国证监会前成都证管办副主任、贵阳特派办主任高勇受贿案，[29] 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案）。

　　这些都造成了证券监管执法本身并不充分有效。除了我们对股市违规行为丛生的切身经验外，2005年的一项实证数据显示，在上市公司不断增加、丑闻发生频率未见减少的1998—2004年期间，中国证监会的执法案件数量却有“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30] 。到2007年，全国被查处的内幕交易[31] 与市场操纵案件也不过9宗（其中一起还是经年陈案），频次大大低于实际情况。大量的案件停滞在繁琐的调查取证中，迟迟没有结果[32] 。“问题不是证监会权限不够，而是监管不到位”，[33]

　　2、证监部门本身工作方式值得改进

　　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我国证券市场“有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监管者自身完善来有效解决的”，如具有耐心而不是朝令夕改，对引入的规则根据本地情况进行调整，改变过于强制性的监管方式，减少监管的模糊性、随意性、明确界定监管权限等。[34]

　　3、行政权力过大，妨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2008年震动一时的所谓“深交所炮轰证监会”事件，虽然低调收场。但其中所谈到的种种观点，也并不见得非同寻常。之所以出现，只能说是市场对政府监管已久的积怨的一次爆发。“监管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无限扩张，超出行政力量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机制缺乏，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正因为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全面干预，造就了现有的股市文化与股市的种种负面行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