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人和社会的假定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诚如德尼（Bruno Denis）所说：“如果人民还追求民主共和国的理念，这些变化可被看成是危机的信号，但也可看成公民发自内心的要求变革的呼吁，也许今天的公民要求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在参加选举外，还希望以更开放的理念参与政治。”[69] 民主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风行前进，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信任却日趋衰微。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便是自然的选择。但要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就有必要检讨自由主义民主的深层基础。前文所揭示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背后，是一套（经济化的）不正当的人性观和政治观；更可惊惧的是，其中还潜伏着极权政治的暗流。
1．资本主义人性观和政治的经济化
如阿伦特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所说，自由主义民主，把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人性作为民主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把“劳动者”、“占取者”和“消费者”作为人的本质，但这并不是人的真正本质，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人性，是被资本异化了的人性。[70]人的本质，至少应使人区别于动物。但劳动、占取和消费，则是连动物都有的本能，它只是人的动物性面向。如Aristotle所说，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有动物性的一面，政治建构应防备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此动物性；但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是自由的、充满差异的理智行动者，是自身资能的发展者。[71]（详见下篇）
在资本主义的狂飙之下，资本以其自身内在的扩张性，摧毁一切，吞噬一切，包括传统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人先前栖居的意义世界（可联结公民、又能保存其自由和独特性的公共领域）被扫荡。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只剩下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72]人被彻底个体化，倏忽间，人已转向开裂、放纵的个人主义。[73]资本吞噬了人，吞噬了政治。消费和计算，这些资本主义意识成了现代社会的共同意识。人不可救药地成了劳动-占取-消费者（这就否定了人的可完善性，否定了偏好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于是既定偏好原封不动地成了加总的对象；因为人是自利而非合作交往的行动者，于是阿罗悖论便自然出现了）。社会成了劳动-占取-消费者交换的市场网络。政治也丧失了其规范核心（即自由理智的公共使用），也被彻底经济化了，成了功效最大化的计算行为，并被经济力量俘获，从而也就自然地依照市场逻辑被构造。对权力的竞争，开始依照市场竞争的自由模式，由对最佳策略的工具性选择来决定，由对选票的竞争来决定。
且不说这种政治观是否适当，单从表层来说，这种把政治经济化、混淆市场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做法，也是很不适当的。市场行为和政治行为，至少有下述差别：其一，消费者的偏好无须区别内外，因为他的选择通常只影响其本人，主要是内在偏好；但在政治中，投票者的不少选择则会影响其他人，政治哲学若还要坚持平等自由原则，就必须区别公民投票者的内外偏好。其二，政治决策的正负效果通常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决策效果是广布且分散的（普遍的涉他性），行动本身与其风险责任很难逐一对应；消费者选择的效果则是即刻而直接的，通常是谁选择谁负责，其责任是自我承担的；其三，选举是零全游戏，而市场供求关系通常则不是如此。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差别，决定了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和设计政治。
一方面，在生产和消费的无休止循环中，公民丧失了对更高贵目标的追求，古典时代的公民责任与义务，在今天看来，只是浪费自己稀缺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对经济事务和计算思维的长期沉溺，由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源占取的不平等（多数人缺乏为独立有效参与政治和发展自我所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联合导致了公民政治能力和政治购买力的衰弱。公民政治低能和冷漠之类的论调，于是就形成并流传开来。
2．资本及消费社会内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主义民主内的极权暗流
进一步来说，正如阿伦特对极权政治的分析所表明的，因为资本（还包括与之相伴的理智过动主义与革命意识）摧毁了人先前的意义世界（如宗教，当然也包括儒教），把人转化成生产和消费链条上的被动的存在，人总体上也就成了孤寂而疏离的存在，成了无根无家的群氓；而人本质上又是不断追求意义的存在，由资本的肆虐而导致的意义空间的失落，就急切地渴望填补。又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般公民，甚至是资产阶级）大都把心思集中于资本，而不关心政治，这种态度极利于政治强人出现，独裁式地承担政治责任与义务。一旦这些政治强人又虚构了一套声称发现历史规律、能带人进入终极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无根无家的（缺乏相互交往而激发的反思，不分享共同的感受，不能运用彼此的经验来核实和确证自己的认识，单向度地盲信盲从）群氓，就很难抗拒迷人的歌声，就会迅速、自愿而狂热地被这套意识形态俘虏。政府机器也就可名正言顺地以民主的（甚至是历史的）名义来行使暴力，铺设恐怖之网。历史上的极权政治就是这样产生的。
由此，自由主义民主就造成并加深了阶级压迫和存在的空虚及苦难，但却无力解决此难题。它的危机、它面对危机的无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不能成功解决行政和公共治理的正当性——公共权力的阶级化，资本和消费对意义世界的吞噬）以及它被极权制取代，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的主要风景之一。戴高乐在“贝叶演讲”中曾提醒：“想一想第一、第二和第三共和国是如何垮台的？意大利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及西班牙共和国是如何让位于法西斯的？”其实，极权政治埋葬自由主义民主的例证或曾出现的征兆，远不止此，如雅戈宾恐怖和巴黎公社，20世纪初的俄罗斯，灰暗年代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中国的民主变迁史，也可算是注脚。另外，还有很多确立自由主义民主、虽不曾堕入极权、但却导致民众对抗甚至国族分裂的例证，……这给了很多人反对民主的口实。极权主义或国族分裂，就像影子一般的梦魇，总是潜在地威胁着自由主义民主。近二百年来，人类始终不曾走出该困境。
今天，当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反极权主义背景下获胜后，个体的精神虚无和意义失落重现。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但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民主正当性的否定性和外在化思路，不曾认真对自由主义民主作内在的反思和校正，因此，几十年之后，自由主义民主又回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关节点上；而且，因为消费社会和资本全球化在近几十年内的扩展，今天的形势实际上比百年前更加危险，世界范围内民主体制下的抗议运动正可表明这一点。
民主要能长久且牢固地存在，要避免极权历史的循环，就必须谋求新的正当性基础。正是感慨于此，塞力克（Sellick）才急切而痛心地呼吁：“是该清醒和觉悟的时候了。整日在我们耳边聒噪的，只是谎言。我们试图作为唯一政体出口给全世界的自由主义民主，表达了错误的人性观。虽然我们享用它的果实和自由，但它却把我们带入意义的荒原。”[74]
3．深层预设的不正当和政治的异化
因为上述深层预设的不正当，结果就如麦克弗森所说：自由主义民主“并无营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认为民主可成为道德转化的力量，它只是治理自私且冲突的个人——被假定是私己利益的无厌的欲求者——的逻辑上的必然要求。”[75] “奠基于每个人的私利算计之上的社会，只会进一步助长这种算计的情绪，因为他的利益已被他的这种情绪决定了，这必将导致专制或无政府状态。”[76] 以资本主义人性为出发点，自由主义民主对人作了最坏的假设。这种对人性的假设，虽然表明了有限政府的必要性，但却抽去了民主的根基。在政治中，这种假设是极其必要的和切实的，尤其是当把它适用于掌权者时。以此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专制的可能性。但这种假设又是片面的，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能发展出更加尊重人的政治，因为既然认定人本质上是坏的，就必须随时提防人的劣根性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必须高度警惕任何信任人的政治尝试。这种人性假设，只能使人成为被异己的权力关系控制的存在者，而尊重人的假设，则会通向自治的互尊互信的共同体。正当的选择应在人的劣根性和完善可能性间谋求平衡。以前述假定为基础的民主，颠倒了主客关系，导致了公民资格的贫弱，它以傲慢的哲学和科学掳掠了政治，[77]导致了政治的异化（去政治化）。
六 结束语：民主模式重建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