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正当的战略退却（精英-多元-均衡模式）
1．退至精英-多元-均衡模式
面对上述质疑，一些学者承认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但却认为：公共福祉最大化和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阿罗定理彻底抽掉了“共同意志”的根基。于是，这些学者便实行战略退缩，只把民主视为消极的政治模式，把它视为随机地剔除受人憎恶的统治者、防范严酷独裁的途径：它未必是多数的统治，未必能促进公共福祉的最大化，未必是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未必是“共同意志”的统治，但它能去除受人憎恶的统治者，即便统治者只受少数人憎恶（少数人可以操控决策机制以获胜）。
精英-多元-均衡模式便是战略退缩的产物。这些学者[57]认为：第一，“民主是让特定人通过定期地竞争人民选票而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第二，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都是骗人的鬼话。第三，允许选民主动、直接地决定立法和政策，是不可取的；选民的政治冷漠可以促进政治稳定，是必然且应然的现象。第四，派阀是不可避免的，源于人的自私心和联合行动的高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被压制；诸多派阀的自由行动，能中和（neutralize）其中的邪恶力量，达成政治的均衡，防止任何一方攫取过分的权力。作为描述性的理论，该模式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却有更多的不合理性，尤其是作为规范性理论之时。
2．竞争性选罢与民主
该模式彻底放弃了民主的原初承诺，即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它把民主削减为防范专制的选罢决策者机制。这就导致卢梭谴责的状况：公民唯独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其他的时间便都是奴隶；而且，在既定偏好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模式下，投票结果很可能是专断的，是由少数决定的。以此为基础的对专制的防范，又如何能正当化呢？它本身岂不正是独裁的一种？
该模式把民主简单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国学界也把自由主义民主称作选举式民主。竞争性选举无疑是民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之一。但若把民主简单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未免太狭隘了，甚至会走向反面。且不说围绕选举展开的、以金钱和媒体为基础的政治营销与民主无实质关联、甚至腐化了民主（在民主刚起步的国度，这可能导致比专制国更大的腐败），且不说选举有真有假，假定选举是纯洁的，且莫忘了，选举只是选人，但选人和选法律、选政策并无必然关联。由选举而生的国会和政府，本身也是拥有自己独立生命和追求的官僚系统；尤其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通常秉持伯克（Burke）的“Trustee”式代表观，[58]国会和政府就更可能“遗民而独立”。老布什“请读我唇：不加税”（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的典故，即是生动的明证。代表和总统，虽由选举而生，但也常不遵循其在选举过程中的承诺；政治和行政的残酷现实，又轻易给了他为此开脱的借口。选战之胜，压倒一切对政治竞争、公共压力和民主责任的吁求，它可以否定任何“为使政府更高效、更负责所必要的”对其权威的挑战。边沁当初设想，掌权者由人民定期选罢，就可保证掌权者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同一，这未免太简单了。鉴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说：“代表的理念是现代的：它起源于封建政体，起源于让人类受辱、让人的名称丧失尊严的、既不公又荒谬的政体”；[59] 竞争性选举和政治代表性间的联系一旦瓦解，自由主义民主就不过是职业政客对人民的统治的形式，只不过，统治者可以被定期改换（与统治者只能被暴力改换的体制相比，这种选举式独裁当然是很大的进步），而且，这改换也未必是真正民主的。
3.共同意志：该模式不能发现还是根本不存在？
该模式认为，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不存在，但它并不曾为此论断提供任何证明。前两节的分析只是表明，在应依据公共性理念来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上，自由主义民主，尤其是（它的自然衍生形态）精英-多元-均衡模式，不能发现或达成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因为新行政和官僚系统的“遗民独立”；因为秘密投票制{它把公民在决定性时刻相互孤立起来，使选举或表决成为个别偏好的表达，使公民变为单纯的私人，使投票变成私人意见的表达，以此为基础的多数决充其量只能形成加总意志}；因为既定偏好加总逻辑的病理{它甚至使加总意志（更别说共同意志了）都难以形成}。但不能因为自由主义民主不能发现或形成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就否认它存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不应因为理念的完美性、纯粹性及实现的难度而否认理念本身，相反应为了不断接近理念而反思和修正自己。
4．冷漠与狂热的循环：不平等不稳定的派阀均衡与政治的阶级化
（1）群氓心理现象：正当的冷漠？
非程序化的政治狂热，固然应受节制，否则会导致群氓心理：[60]在非程序化的群集状态下，个人的自觉人格会被淹没，道德与文明的约束骤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和暴力欲骤然爆发，责任心削弱、智识低下，理智思考彻底缺席。但这只是通过理智的程序设计来节制群集狂热、推动决策的反思性的理由，它决不能表明政治冷漠就是应该的。证诸历史，选民的冷漠和低能，绝非民主的常态，而是不完善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病症，它主要是由既定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纬度）造成的，缘于选民在既定的不正义派阀政治中的无力感（见下文）。
（2） 派阀均衡与政治的阶级化（人权和法治）[61]
精英-多元-均衡模式意识到派阀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务实的品格固然可贵。但派阀是由（可能伤害其他公民的法权或公共福祉的）局部性利益或情绪联合与促动的人群。[62]它并不代表全民，它强占的权力远超出应然比例，如真正参与政党的，甚至低于全人口的5%。[63] 派阀及政党的代表性是极脆弱的，因为派阀的主导，公民的要求不能表达，自由主义民主也不能主动识别和理解之。这使公民蜕变为派阀意志的被动消费者（类似强买强卖），实际上构成了《法国人权宣言》力求禁止的“特定人群对主权的擅自行使”。大共和国与派阀力量的中和之间，并无明确的因果关联，派阀竞争内含大量不稳定因素，这很可能导致政治卡特尔。派阀（首先体现为竞争性政党）与其背后的强势力量对政治和宪法的俘获、控制和垄断（自由主义民主对此无能为力，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和行政范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时代；它之所以认可派阀政治，多半是源于它面对派阀的无力感），严重违反平等和同意原则（如哈贝马斯所说，在精英论中，民主同政治平等，已无任何联系，民主不再是经由公民参与意志形成过程使统治合理化的制度；相反，它要在统治精英间达成妥协，古典民主论的精髓最终被抛弃了[64]），它常以权贵资本家和官僚的福祉取代公共福祉，使寡头政体神圣化，派阀藉此篡夺了更大的政策支配权，政府对选民的责任亦遭斧削。正是基于此，小密尔（J.S.Mill）说道，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阶级立法。[65]
该模式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很微弱，似乎只能证成表达自由。对更丰满的人权的诉求，无疑会限制精英和派阀对大众的权力。该模式还可能摧毁法治，因为在这里，政权以派阀的争斗为转移，直接回应此争斗所达成的均衡，法治只该也只能反映此均衡。多元论的极端就是阶级斗争论，其对法治的威胁似乎无须饶舌。
（3） 政治信任危机/冷漠与狂热的循环
基于上节的论述可知，该模式的均衡，是不平等的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均衡。“不平等”导致选民的无力、无能和冷漠。这种冷漠实际上表明，在自由主义民主下，统治阶层和民众间的不信任日益增长，[66]但它本身却不能重建这种信任。对自由主义民主来说，这种不信任是颠覆性的，因为自1789年以来，信任就是它的基础性观念。如西耶斯（Sieyès）所说，通过代表制，公民把信任交付给那些能认识共同福祉的、更能干的人。[67]但今天，公民却要收回这种信任：既然民选公职人员不值得信任，那就只能信任自己。由此可见，不平等的均衡导致“不稳定”。在短期内，公民政治冷漠可能有助于稳定，但冷漠的大多数一旦爆发，精英或派阀间的均衡就不堪一击。历史实践一再证明：政治冷漠和政治狂热、金权政治和贫（暴）民政治，其间只有一线之隔。今天，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下，投票率的下降(不仅包括冷漠性弃权，还包括抗议性弃权)和社会抗议运动的风涌，[68]也是明证。
以上对自由主义民主及其自然延伸模式的质疑，表明了它在理论上是不牢靠的，在实践上是有缺陷的，它能防范专制，也能导致寡头政治，而且它对专制的防范本身也很可能是专断的。它导致对多数公民的不正当支配。它虽是抗拒专制的前哨，也是吓阻平等自由和共同体认同的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