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至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有力的武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来有着“重集体重国家，轻公民”的国家更为重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二战以后，特别是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与解决，传统的“私权至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社会至上了。[⑩]而说到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这估计在第一次国家间的和平谈判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了：各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抛开狭隘的国家观点，坐在一起谈问题，这就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挑战了。远的不说，就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和平会议就可以看出，[11]更不用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出现和一些国际条约的签订。[12]说到法学纯粹性，20世纪社会学法学派兴起以来，那种法学纯粹性的主张就已经逐渐式微了，法学总是与社会有着紧密的关联。总之，三个方面的挑战都不是单独对“国际环境法”而言的，也就是说，试图从这个方向论证其独立性的努力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否认了这三个“挑战”，那么其应对之道的探讨似乎也就不存在了。
假若说国际环境问题对传统法学真的提出挑战的话，请注意，我没有说是“国际环境法”，而仅仅是从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角度，我认为更多的和更主要的是对我们传统正义观的挑战。[13]可以说，正义是法律的一个无法避开的主题，是人类制定法律时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衡量良法如否的一个主要的标志。[14]传统的法学主要是解决一个区域之内、单代人之间的正义问题，而国际环境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需要我们将目光放在整个地球、放在我们与子孙后代之间的正义问题上。[15]这是国际环境问题对我们传统法学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似乎又不是可以很容易说清楚的，这需要更多的学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探讨。
从各个角度来说，国际环境法都还不足以在当前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
【作者简介】
邵六益，1987年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2006年进入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
【注释】 庞德，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200年版，第32-33页。
刘惠荣主编：《国际环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同上书，第129页。
周旺生：《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中国的经济法学的独立性的论争即为明证。
因为如果真的让这些人退出讨论，恐怕很多时候是不适宜的，因为不能否认这些人中有很多真正适合讨论此问题的人。
刘惠荣主编：《国际环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同上书，第15—16页。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1页。
我并不是否认一些人所说的，一些和平会议是“分赃会议”。
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们一般是认为国际环境法初步形成于联合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如：刘惠荣主编：《国际环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这只是一个视角，还可以从许多的视角出发来看这种挑战或转变。
我假设大家对“正义”的一些理论都有所了解，所以后面的一些阐述就是直接运用一些理论，而不对一些问题进行阐述了，而且这也是本文的主题所限。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涵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