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法律传统缺乏支撑现代法治的形式主义要素和程序正义理念，因而也就缺乏对极端的实体正义观念进行补充和矫正的工具和机会，于是所谓客观真实理念很自然地成为传统延续的必然结果（所谓法律真实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则正是程序制约下的真实）。对中国法律传统为何缺乏形式要素和程序观念，可以有许多解释，其中在笔者看来相当重要并且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原因，是中国古代权力观的独特性。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中，并不把权力本身当作一种“恶”，而只是将贪官污吏等具体的人当作“恶”。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种对于权力本身的防范和制约的观念，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将权力自身视为一个“利维袒”。于是，重要的不是用一种外在的、刚性的程序规则来制约权力，而是如何让德才兼备的人掌握权力并确保上级对下级的有效监督。因此，虽然中国古代并非没有程序，但本来就较为粗线条的程序规范更多关注的是上对下的纵向权力控制，而对具体案件中司法者行使司法职权的制约关注较少。如果与现代法治社会所信奉的“制度对人的制约”的逻辑对照，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更多强调的是“人对人的制约”的逻辑。因而在司法审判中，不仅“自信”的司法官员自己可能将外在的程序规则视为阻碍正义（实体正义）实现的绊脚石（程序正义的确可能牺牲实体正义），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未必能够接受程序对所有司法官员一视同仁地进行刚性限制的逻辑。比如在中国古代，人们会对其他官僚的“大刑伺候”看作是“无能断案”，甚至是妄图“屈打成招”，但对于包公等被视为神明的清官，人们更愿意将他们的大刑伺候看作是对犯罪之人的正当恐吓，是迫使其认罪的必要手段。因此，这种不是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而是基于对人的区分及其纵向制约的权力观念和体制，注定无法形成具有独立精神和作用的程序规则，反而埋下了程序处于附属地位的种子。

原载《清华法治论衡》第11辑，高鸿钧、何增科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