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建立问责官员复出任用制度是加强党政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选择。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胜利，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政干部队伍。党的十七大报告对“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按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些选人用人的新要求，不仅仅适用于提拔重用的优秀干部，也是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出现重大失误，被问了责或受了处分，这并不是对他们工作和能力的全面否定，也不意味着他们被打入“冷宫”，永不录用。相反，被问责的领导干部也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对于加强党政干部队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对问责官员不闻不问，或者从此不再重用，必然会使得问责官员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果对问责官员的重新使用，不符合一定条件，不遵循一定程序，势必会导致问责官员复出的随意性，使复出过程缺乏公信力。因此，必须加强对问责官员的跟踪管理，规范他们复出的条件和程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及时安排他们在相应的岗位上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④]

　　再次，建立问责官员复出任用制度是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四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是：……（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若干意见（试行）》中关于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主要任务中指出：“……二是对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监督，重点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主要是监督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能否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能否严格执行《条例》，按照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自觉遵守组织人事工作纪律；能否严格执行中央和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工作的法规和政策；能否严肃查处违反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不按《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行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从上述规定可知，问责官员的复出也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纳入到监督的范围。而且，因为干部被问责后，已经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他们的复出也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加强对问责官员复出的监督，就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完善组织部门干部监督体系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