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公共利益概念作为不确定概念需要法官作出价值判断，《物权法》规定这一条款的目的就在于授权法院根据个案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它实际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争议发生以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兼顾各方利益作出灵活的处理，这也是公共利益条款的特色所在。事实上，在民法上存在着大量的抽象原则和一般条款，例如，诚信原则等。民法本身并没有对这些条款作出准确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其可操作性。实际上，对这些条款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加以具体化。因而这些抽象条款的存在，为判例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即拉伦茨教授所言，“这些条款具有指令的特点，属于判断标准，其内容还需要加以填补。”[8]。对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在立法无法准确定义时，也不必勉为其难，而完全可以司法中法官的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公共利益的概念应由法律进行类型化，但在法律未作出此规定时，可以由法官在发生争议后进行具体判断，在司法中使公共利益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从而为立法上的类型化积累经验。
法官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体化，并非为同类案件厘定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应随各个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针对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体化，这对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稳定性也是必要的[9]。
第三，在个案中对公共利益的判断需要进行利益平衡，这需要法院依据个案情形进行具体考虑。公共利益考量本身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在实践中，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同时也要考虑城市化、工业化等的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出现了利益多元化趋势。尤其是在征收、征用等过程中，各种利益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之中，出现了利益交织的状态。因此，对于公共利益的概念不能在法律上作“一刀切”的规定。通过“公共利益”概念的弹性规定，可以使得就公共利益的争议能够通过特定的程序来解决，使得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冲突在程序保障之下得到解决[10]。利益平衡需要结合个案，从具体案情考察，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这也客观上需要由法官考虑国家和社会一定时期的需要，通过个案考量的方式，来解释公共利益的内涵。
第四，从各国经验来看，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判断都是由法院来进行的。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认可公共利益，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11]。例如，在法国，关于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的判断，由行政法院的法官进行司法审查。在方法论上，法官采取的是个案判断的具体式（in cont reto） 审查；由法官审查具体案件中的具体情况，并根据这些情况作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结论。[12]国外由法官具体判断公共利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司法方式针对公共利益进行认定，主要是针对进入司法程序的个案而言的，如果未进入司法程序，但发生了公共利益的争议，如何通过程序对公共利益的判断进行控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就征收征用作出重大的决定，尤其是涉及到大面积拆迁的方式，还是应当通过一个法定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这些程序的内容具体包括：征收机构的权力界定、根据土地和房屋的不同情况而确定不同的程序、征收征用的启动和决定程序、征收征用决定的发布程序、评估补偿程序、被征收征用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程序、对征收权行使的监督程序，等等[13]。鉴于征收行为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且征收等工作具体复杂，不能也不宜通过全国人大来审查。但是，在未来的《征收征用法》规定公共利益的判断程序之后，人大确有必要对政府在实施征收征用的过程中，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