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对和谐的颂扬，佛教试图避免一切争端。用佛教的话就是“出家人与世无争。”

　　儒家关于诉讼的观点

　　尽管儒家哲学具有很大影响力，但现实中的社会不可能和谐，争端也是不可避免的。凭借其巨大影响力，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成为正统学说。大体上儒家规则被人们接受。四书五经也成了判断民事活动的客观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中国的好官，首先要是个儒家。因此，儒家的厌诉与传统中国的争端解决习惯高度相联。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儒家提出儒家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

　　在传统中国社会，“只有职责而无权利，只有家庭而无个体，只有干涉而无自由，只有特权而无平等，只有忍让而无争端。”它不像西方的“法治”观那样“注重社会本位、保护弱势群体”。它只“考虑贤人标准”。这也是它为何在实践中常被滥用的原因。这种制度在一个只存在君子的理想社会里可能行得通，但它希望人人都能自制和无争则不现实。在传统中国，“权利不是西方人认为的那样绝对、固有和不变。在中国，随着相关权利改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相关职责也发生改变，条件也在重新定义权利。”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大小取决于他的道德和社会地位，因为强调职责，个人权利保护就显得不足。因此，居于高位的人欺压无权的人就很常见了。就算现在，中国社会的最新权威研究仍表明：

　　在描述争端时，信息显示人们支持传统儒家模式，强调群体利益和维护宇宙和谐，表示喜欢仲裁、不想打官司。而在现实中，法律行为被描述成追求个人利益为权利关系竞争和倾轧。

　　在传统中国，官吏被称为“父母官”。其任务之一是保护普通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父母官”都以海瑞（明代的一名法官，以“在解决财产纠纷时为着穷人”而闻名）为榜样。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自从推行儒家模式以来，设圈套是常有之事。因此一些儒家摆脱常规方法不足为奇。这些人赞同用诉讼解决争端。明朝大臣邱浚认识到“人们有欲望是自然的。因此，避免诉讼是不可能的，应采取诉讼。”清代大儒崔述也持类似观点。他主张“每个人类社会都存在诉讼。当人们相互交易，诉讼是常有之事。这是人性决定的，不可避免。”这代表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一种争端解决的观点，它承认冲突和争端是自然的。事实上，相同的观点早有耳闻，但由于传统中国的争端解决基础，它不被广泛不接受。

　　初看，崔述似乎提出了一个争端解决的理性观点。但深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理论也保留了传统的东西。其目标也是构筑一个没有争端的理想社会。根据他的理论，是否有争端，取决于行为正当（不是合法）与否（不是非法）。如果正当方总是胜诉，不正当方总是受罚，就没人敢做坏事。如果没人做坏事，就不会有争端。要是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不用斗争就能创建一个。一套理论给官员强加了一个少不了要与正统观点相联系的繁重的职责。但这儿的重心变了。官吏不应以个人身份卷入本已交给他们查办的事情中，他们应站在正当方的立场来解决争端。因此，就有必要培养协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