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是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改革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引入了对抗制诉讼模式。这其中的一个前提要件就是控辩均衡（又轴做控辩对等），否则，刑事诉讼就变成了在合法的外衣遮盖下，国家权力对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违法侵害的工具。而控辩均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控辩双方力量均衡。作为当事人而言，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与之对抗的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这些司法机关背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为后盾，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因而，就要从程序上赋予当事人积极防御权，增强当事人程序上的力量，才能有效限制公权力，从整体上达到控辩平衡的目的。（2）控辩双方权利的对等，权利的对等主要指的是一方享有一项权利，另一方则享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从管辖权角度看，立案侦查由公安机关决定，起诉由检察院选择，理所当然的就应该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受审的法院。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法院，当事人有权拒绝受审。这是控辩均衡的要求，也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4．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确立，可以使当事人息诉服判，达到教育犯罪人的目的。刑事诉讼的积极意义之一就是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被告人施以刑罚。惩罚和教育是我国刑罚的两大功能，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国家以刑罚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以实现司法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通过刑罚对犯罪人进行教育，让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功能，也只有当犯罪人认为他得到了公正的审判后才能实现。当当事人认为司法机关没有管辖权的时候，如果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对案件进行程序上的裁判，最终结果是很难让当事人心悦诚服的，由此极大可能的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当事人对判决不服，持续不断地申诉，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当事人不申诉，对法律失去了信任，不但没有起到受教育的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社会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公权力极度膨胀，行政权如此，司法权也一样。侦查权、审判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扩张性，如果不被制约就会被滥用，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权力滥用带来了很多弊端，司法腐败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渗透到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个阶段，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项原因不可忽视，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以审判为例，现阶段，法院审理案件对其而言有两种结果：重大疑难的案件，法院往往要面对诸多压力，不愿审理；一般的案件，法院审理往往有利可图，便争相立案。在这双重利益的驱动下，法院在处理管辖问题时，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制约，则很容易产生司法腐败。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建立，正是从诉权的角度实现对司法权的制约，为防止司法腐败提供了保障。因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而诉权恰恰是给审判权设置了这样一条界限，即审判权的行使应当依法进行，而不能给当事人的诉权造成无端的伤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