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宗教，维持社会行为与价值及信仰的支撑核心标准的基础，正在衰落，而且在尘世社会的冲击下正在失去其影响。

　　其次，邻里关系地位下降，退化成一片无人情味的和冷漠的海洋。友谊和地缘的系带被每年有20％的家庭迁徙导致的转瞬即逝和无家可归感所淡化到极致。花在处理邻里关系的时间减少了，因为户主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长途跋涉去远方找工作。邻里之间的人际交往缩小了，因为家庭里的家务杂事都托付给了佣工，居民们都怀着恐惧生活在紧缩的大门后面。总的来说，共同参与构建友谊或社会感的时间花费的机会少了。

　　第三，家庭们已经分解，它们的影响由于——家庭稳定中的关键堡垒——性忠诚、终身婚姻和生物学父母——的步伐踉跄而正在衰退。离婚、遗弃、离婚需求、儿童要求他们的父母离婚的权利和连续的干涉离婚，混淆和干扰了对新生代的培养。终身婚姻的责任缩水到仅仅随意的有限期的（婚姻）契约。随着全职母亲和双收入家庭成为标准，传统的家庭缔造者在抚养孩子上角色缺失。夫妇们因为养育孩子的高成本（而产生的）堕胎需求，阻止了孩子抚养。对儿童的支持（帮助）被懒鬼父亲们所忽视。非婚生的、没人要的和被遗弃的儿童推进了这一衰落，虐待儿童和私奔也是一样。家庭机能障碍和干扰促进了贫穷；贫穷的结果，就是给学校表现和社会调节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反倒有助于促成犯罪行为。

　　第四，从沿袭传统和塑造可接受的行为中，教师被不尊重和严重贬低。在纷争四起的城内学校，那里对社会引导存在需求的最大化的教师们发现，使其发挥有效作用或命令得到尊重是极其困难的。

　　第五，家庭作为社会的栋梁，过去能够成为视点的引导，现在已渐渐解体，其作用也在消失。家庭医生们，过去提供终身保健和咨询，现在已被可以获得的无论多么没有人情味的“保健人员”所取代。律师们，以前为许多生活事务设法寻找引导，现在看上去对花时间赚大钱，比对民事法律义务更感兴趣。银行家们，过去帮助家庭理财，现在已成为没有人情味的而且经常用更敏锐的眼光看着最低线的跨国供应商，而非为顾客提供关心和支持。

　　我们看到，引导和规制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机制正在所有地方减退。安置可接受的行为，使不可接受的行为失去法律保护或禁止之的原则，已经变得更多是放纵，（法律）对其强制态度已经放松了。允许个人在对其他人不允许的权力的普遍漠视之下，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放任。自我表达不是缺乏自我控制的借口。道德法典中的可操作性的原则是抑制。（可）这种忍耐已经被限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