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多哈困境下中国FTA政策选择及走向

　　近年来，我国的外部贸易环境严峻，所遭遇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增加。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和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此前我国贸易环境的改善多有依靠WTO多边贸易政策的谈判的协商调整，然而WTO关于FTA规则并未出现实质性改进。正如上文所言，乌拉圭回合以降，虽出现了《谅解》和GATS第5条，与GATT1994第24条和1979年达成的《关于发展中成员差别、优惠待遇、互惠和充分参与的协定》共同构成了WTO关于RTA的主要法律渊源。然而，条款的模糊性问题仍未解决。1996年WTO设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CRTA专职负责对GATT1994第24条和GATS第5条通报的RTA的审议。由于CRTA难以就所审议的RTA与WTO的规则一致性达成一致，因而无法提交审议报告，使得审议形同虚设。

　　在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对FTA规则、程序的改进与澄清成为规则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36]。多哈回合的成败，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至关重要。其顺利进行乃至取得预期的成果，是实现WTO加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目标的关键[37]。但是，谈判授权的期望值并不明确，对FTA条款改进和澄清到什么程度只能在谈判过程中摸索，最终将由成员协商一致确定。估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在透明度方面有所突破，而有关体制性问题的改进结果并不乐观[38]。近年来多哈回合屡屡受挫，僵持不前，也给诸多议题结论的有效达成蒙上阴影。

　　因此，我国的对外经贸的主要任务已不再单纯停留在提升出口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上，而是从经济潜能和政治影响两个层次出发，维护良好可持续的经贸发展环境，通过区域经济安排和多边贸易规则的协商、制定，让更多的贸易伙伴享受到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积极成果，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其一，制定有效的对外开放战略，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区域合作为辅为原则。区域经济合作以两种为主，多样并存，积极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目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是美欧、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的FTA也多集中于东亚。我国应和欧洲、中东、非洲等国家建立FTA，避免和这些区域的经贸关系出现边缘化危险。次区域如环黄、渤海地区、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等地区的地缘和文化传统优势，重视深化次区域合作的内涵和程度。

　　其二，区域经济合作既要强调经济合作的全面性，又要因地制宜，结合不同对象的特点有所侧重，突出区域合作重点。如在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方面，应进一步利用资源、技术外溢效应，争取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和相伴随的较高层次技术转移；在对外贸易中应注重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档次，充分开拓市场。对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则应着眼于如何发挥我国在资源、智力、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优势方面[39]。同时拓宽合作理念，扩大文化、政治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宽度、深度，创造良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环境。

　　其三，推进深化国内改革和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还不完善，生产技术还较落后，经济发展方式尚显粗放，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为此，须理性应对外部经济合作对国内部分原有产业的冲击，优胜劣汰，及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整体经济的实力，注重发挥企业经营积极性和国际竞争主力军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根据国情和比较优势，积极利用WTO提供的有利规则，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及驾驭经济的能力，实施以质取胜和多元化战略，绕开贸易壁垒，促进贸易，提高外资利用率，降低发展成本。